服务型党组织:基本内涵、核心价值与实践路径——无锡“三型”党组织建设的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项关乎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使命。要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政治优势,就必须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近年来,无锡市在构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实践中,其"服务组织—服务党员—服务群众"的成功经验,既有无锡市党组织建设的特殊性,也有"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值得借鉴的普遍性。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需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党组织服务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共同服务人民群众为行为路径,努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群众走基层、讲真话、办实事、服好务。

“民生共享”语境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的路径——以长三角城市无锡为例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城乡生产要素集聚与分流,促成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也是以人为中心,不断提高城市建设品质,彰显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共建共享促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序过程。近年来,处在"长三角城市群"中间位置的无锡,在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供给中,稳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的扩面提标,健全城乡统一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公共文化体育的服务体系,对"民生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了创新性探索。结合无锡经验叙事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应围绕民生共享理念,开拓一条有产业支撑的"公共服务民生共享"路子,使得公共服务创新从不均到共享,从片面到全面,从区隔到科学,从补缺到普惠。

基层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公共性问题界定——以无锡水秀社区居民楼“漏水”治理为例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层级的政府组织都发挥着"治理主体"的作用。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基层政府组织既能够传达上级部门的"上情",又了解基层群众的"民意",其"承上启下"的"社会治理"功能直接关系着"政府为民服务"形象的塑造。本文以无锡水秀社区居民楼"漏水"治理为例,探讨基层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如何"筛选"和界定"公共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有助于基层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避免权力"越位""错位""缺位",更好地把握人民群众的"民意需求",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培育“嵌入式”群众路线典型实践的探索与启示——以“苏南模式”的无锡为例

建构和谐干群关系新常态下,无锡市对于践行群众路线典型培育作了有益探索,包括华西村"发展靠村民、成果分村民"、水秀社区"服务零距离工作法"、红豆集团"党建与盈利"双发展等群众路线典型培育,其探索成果可总结为"嵌入式"群众路线典型实践模式。培育"嵌入式"群众路线典型实践模式,有助于实现被"嵌入"的"有形组织"发挥组织功能"正能量",建构被"嵌入"的"组织环境"营造践行群众路线"民文化",规范被"嵌入"的"组织行为"形成制度性的"心共识"。

当前党的群众工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探析——以无锡群众工作为例

习近平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推进无锡“太湖湾科创带”建设的对策建议

2020年10月,无锡市委市政府印发了《无锡太湖湾科技创新带发展规划(2020—2025年)》,全力打造“太湖湾科创带”,虽然无锡在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太湖湾科创带”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加快建设“太湖湾科创带”,是无锡“十四五”期间重大战略,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新发展格局下无锡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以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成为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长三角地区由于市场壁垒、行政壁垒等因素,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区域统一规范的制度标准与体系,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

买房时代会向租房时代转变吗

购租并举、"租购同权"是住房政策的重大转变,展现了向租房时代迈进的新愿景。不过,在租房市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机制形成之前,租房时代没那么快到来。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研究——从保障农民生活到保护农民权益

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为政策基调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快速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由于利益分配矛盾凸显而带来相应的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进而引发了一些群体性冲突。"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之间的衔接矛盾以及土地征收政策效果与城镇化目标之间的政策悖论,在运行机制上则体现为政府(开发商)与农民之间只有"自上而下"的单向对话机制以及对土地征收"行政强制"的约束和监管不足。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家有经济能力对土地征收实施更高水平的社会赔偿,土地征收模式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指导下向以"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为目标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转型升级。"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建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的公正和对话机制的公平,需要修订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多元化的土地征收社会赔偿政策体系,并建立和完善"公示—反馈—公告"的民主决策机制以及"农民—政府—开发商"合作的平等协商机制。

大数据时代农村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研究——信息裂变与合作共治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正"裂变性"地改变着人们的信息获取模式与认知方式,另一方面也"持续性"地生产着"信息越公开、社会越不信"的悖论问题。信息裂变公开与规则绩效兑现,是大数据时代建构社会信任机制的充要条件。应用此理论分析农村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既能发现其长处,也能发现其不足。在大数据时代,农村党组织应以建构村民和干部之间的互信关系为基础,理清农村利益增值与农村利益分配、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农村党组织建设与农村事务村民共治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强化自身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先近后远"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引导村民参与村务合作共治,来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吗?——兼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种倾向

对于马克思是否讲过"共享发展"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存在一种"六经注我"的倾向,认为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概念,并有着丰厚的思想。事实上,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它是一种"危险性的增补",造成了马克思"不在场的在场",容易削弱马克思消除"人性异化"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理论的深度性和彻底性。从著作文本到理论体系,马克思都是没有讲过"共享发展"的,他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他所建构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最高纲领",与"共享发展"的阶段性追求是不同的。但是,也不能据此就割裂"共享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中国化"联系。中共政策语境下的"共享发展",是维护中国社会和谐的现实诉求,是实现中国共同富裕的工具理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我们应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所提的政策概念硬塞给马克思,另一种是硬找马克思的概念为中共改革中的现实举措做合法性论证。

现代城市管理不能“一刀切”

城市管理"一刀切"问题由来已久,与懒政问题有直接关系,需要体制机制变革的回应和系统整饬。城市管理实现善治,要吸收新城市主义管理理论精髓,坚持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着力建成便民高效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从而提升城市服务管理人性化、个性化、精细化、智慧化和社会化水平,激发共谋未来的创新创造活力。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论域、特点与展望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又良莠不齐。按照国内学者的研究旨趣和议题场域,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论域集中在六个方面,即以组织功能为枢纽,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科学设置问题;以社会风险为场域,梳理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诸多困境;以农民诉求为价值,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为民服务目标;以社会治理为中心,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以政治认同为视角,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延续机制;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升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理念。回顾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文献,既有助于发现原有研究的成绩和不足,又可为十九大后进一步研究提供着眼点,尽可能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大数据时代2.0服务型政府:内涵、要求与路径

大数据时代,政府对于大数据的信息技术发展既有推动作用,又身在其中、不断迎来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模式挑战。大数据时代的服务型政府,处在政治信任信息交互模式网络化与公民社会维权意识高涨的环境变迁之中,是"互联网+"语境下2.0升级版本的服务型政府。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交互模式要求2.0服务型政府重视"制度管权"、推进"决策民主"、践行"行政伦理"、优化"电子政务"。大数据时代建设2.0服务型政府,可以用"制度"规范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行为边界,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红利;推动政府对外"办公窗口"的网络化建设,激活便民服务"科技"红利;着力解决中国社会民生问题,实现人民追求的"幸福"红利。

从行政吸纳到政治吸纳:城市边缘群体实现幸福的应然路径

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是我国城市边缘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如何治理城市边缘群体问题,社会上有＂驱赶＂和＂包容＂城市边缘群体的两种异音。＂驱赶＂是地方政府行政吸纳对城市边缘群体利益的＂选择性失明＂,而＂包容＂则是社会大众对城市边缘群体的＂义愤性＂呼声。囿于社会身份、经济生活、政治参与、利益诉求等方面的＂边缘性＂特点,城市边缘群体通过社会吸纳、行政吸纳和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城市美好生活＂的＂幸福＂愿景。从行政吸纳到政治吸纳,可以建构城市边缘群体实现幸福的应然路径。依靠政治吸纳对城市边缘群体的包容性,建立城市边缘群体的民意先行通道,完善城市边缘群体的民意回应及领导责任考核机制,可以助力城市边缘群体走出＂边缘＂困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立场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继往开来的重大理论成果。人民立场,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内核,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立场,可从五个维度阐释,即以人民幸福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的,以人民就业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载体,以人民奋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依托,以人民脱贫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底线,以党的领导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路径。丰富和发展"人民立场"的现实内容与实践路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宣言、理论旗帜与行动纲领。

政治信任:实现“中国梦”的群众基石

当前,我国存在的一些领导干部贪腐行为、利益分配不公正机制、过快过激的城镇化建设、突出的民生问题等,不利于建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网络,从而不利于团结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去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梦"。建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网络,能够夯实"中国梦"实现的群众基石,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有利于实现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梦"。

中国城镇化土地征收冲突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从理论上讲,社会补偿是一种社会保障体制内"非平等性""自上而下"的"行政道德"性做法,而社会赔偿是一种法治社会追寻的"平等性""公正性""协商性"的民主做法,更有利于城镇化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冲突治理。从苏州、武汉、重庆关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有益经验看,生产力水平越高的城市,相应的在城镇化土地征收政策的利益分配方面质量就越高。因此,中国城镇化建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相应地决定了政府提供"城镇化土地征收政策"的服务水平也应提高,即实现"城镇化土地征收政策"由相对低标准的"保障型"向相对高标准的"保护型"政策制度变迁。

论数字资本主义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加剧

数字资本主义代表着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的新阶段,它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只不过它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数字信息,实现了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数字化生存模式以及资本的持续积累和不断增殖,甚至是数字“裂变式”增值。然而,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因“生产力的发展”“数字技术的改进”而给工人阶级、城市底层、社会边缘群体等普通民众释放更多的“闲暇时间”,相反,他们依旧被束缚在“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各个生产链条”上,而一旦遭遇社会风险或重大危机时,其合法利益甚至生命安全就更难以得到维护。由此,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西方民主体制下政党竞争的诸多阴暗面,包括“金主政治”“贿选投机”“党争混乱”等,反而可能在数字网络的“裂变”传播中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危机”,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下进一步加剧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