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问题探究——以江苏省无锡市的实践为样本

伴随着国家对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截然相反的政策变化,该类房屋上市交易过程中面临着新政前的交易效力如何认定、相关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首次转移登记缺位和买受人房屋权益的公示程序缺失等问题,给司法裁判带来极大挑战。基于此,有必要在对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的基础上,明确集体土地安置房屋的财产属性、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安置房产权流转预期、集体土地安置房交易行为准据的适用选择,进而梳理和解决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中交易行为的效力、家事代理中的效力认定、无权代理的被代理人追认、无权处分相对人的权利及边界,以及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中合同主体变更时的处置方式和对合同履行障碍的排除等问题。

预重整的运行机理及规则构建

近年来,预重整实践出现了“预演庭内重整的庭外重组”“提前启动的庭内重整”“衔接庭内重整的庭外重组”三种模式。其中“衔接庭内重整的庭外重组”最贴合预重整本意——不受司法/行政权力干预,但受预重整规则约束,既发挥庭外重组阶段的市场自治功能,又衔接庭内重整阶段的司法强制效力。本文对预重整规则加以设计,预重整之庭外重组阶段的启动主体是当事人,启动后不产生强制性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聘请预重整辅导机构担任引导人,应实施信息披露、开展类似庭内重整的“同质性工作”和衔接庭内重整的“转化性工作”;预重整之庭内重整阶段则由法院启动审查,由法院指定管理人,对庭外重组完成的“同质性工作”和“转化性工作”进行衔接性审查并开展整合性工作。

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造假排放污染物的司法适用——以《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为视角

实践中,司法机关对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污染物的定性争议较大。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与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在监测主体、监测目的、监测内容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造假不属于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的犯罪,不能适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造假排放污染物的认定,应围绕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后果等要件,以罪责刑相适应和刑法谦抑性为内在遵循,综合考量确定。

建立法官员额制是中国法官职业化的必由之路——以江阴法院司法改革为样本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法官、审判辅助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没有形成固定的培养模式和流程,而是按照培养行政官员的模式培养法官。有鉴于此,改变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需要克服极大的困难,付出极大的努力。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是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更关系到司法体制改革的成败。江苏省江阴法院地处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司法成为反映社会经济变化的晴雨表。为有效增强司法公正水平、提升司法效率,江阴法院以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2012年9月开始逐步推行审判组合模式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并在此基础上为法官员额制度全面建立积累了有效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冒用他人身份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资金行为的定性分析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进化,机器已具备"拟制认识能力",其所进行的交易行为应视作处分行为,并且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冒用他人身份"属于诈骗罪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冒用"行为是直接导致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和管理秩序遭受侵害的最本质行为。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已经确认"冒用"行为为诈骗罪的类型化行为的前提下,对于冒用他人身份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资金行为,应根据资金来源和所侵犯的法益的不同,区分认定为不同的诈骗类犯罪。

我国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以要加强对经济质量的控制,通过内部审计对其质量的发展进行约束。在我国,运行的内部审计工作有很多因素都是和质量控制相互联系的,对内审的发展有约束作用,且对我国内部审计的效果有影响。基于此,笔者主要分析了我国内部审计的现状以及其在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中的风险监管义务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保证保险进行规范,完全取决于各方参加人的意思自治与平等协商。在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合作协议未约定风险分配的情况下,依据市场风险分配规则与公平原则,保险公司应最终承担借款人将借款挪作他用的风险责任。

离婚妇女的居住权之保护

从离婚妇女对住房的需求,通过借鉴其他国家有关居住权的规定和对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生活模式的分析,通过"倾斜立法"加强对离婚妇女居住权的保护。

论我国监听制度立法之建构

在司法实践中,监听这一侦查行为正越来越被广泛地运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监听也严重侵犯着公民的隐私权。长期以来,我国的监听立法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严重制约着监听这一侦查行为的运用。笔者在分析我国现有监听制度立法缺陷的基础上,对构建我国监听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现行民事调解制度刍议

法院民事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而一度被西方誉为"东方经验",享誉世界,其在排解纠纷、消解矛盾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然而随着我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时期,原有的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因此有必要在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完善法院民事调解,使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完善的探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食品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其与人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同时也影响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与稳定。与国外相比，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严峻，由于刑事立法的不完善，使得违法犯罪现象频繁，且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本文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完改进措施，从而使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得到进一步完善。

浅论我国刺破公司面纱制度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刺破公司面纱”制度，该制度是指在某些情形下，为保护公司之债权人，法院可揭开公司之面纱，否定股东与公司分别独立之人格，令股东直接负责清偿公司债务。举措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及风险的分配。

破产合规视角下重整投资人的利益保护

类比刑事合规构建破产合规,具有可行性和正当性:从破产制度和刑事合规内在构成要素之逻辑关联来看,类比移植现实可行;从人道主义、功用主义和异质利益共生的层面来看,类比移植契合法理。重整投资合规保障的应然之道是交易完成后,对债务、人格、信用等破产体瑕疵进行全面修复。实践中,法律供给不充分致使余债风险频发、实质合并失当,制度安排不完善又致使刑事债权错误追索、企业信用难以修复。基于此,一方面,要优化法律供给:围绕隐藏债务,提出逾期申报过错失权和偿债资金留存分配;围绕实质合并,提出适用标准和资格存续的规则优化。另一方面,还要完善制度安排:通过明晰概括执行程序中各类刑事债权之顺位,妥善处理刑破衔接;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畅通府院联动、培育中介机构,构建一键式信用修复。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构建

近代被害人补偿制度由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提出，新西兰于1963年首次将该制度付诸实践，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1985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使得对刑事被害人给予救助成为国际刑事司法的通行规则。时至今日，已有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构建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尚未设立管辖权异议制度,出于程序正当性、公民诉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以及诉讼效率的考虑,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可从管辖权异议主体、异议事由、提起方式、提起的期间、期限、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构建。

环境资源案件中恢复原状的责任方式

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侵权救济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恢复原状虽然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方式,但在环境资源审判实践中,由于在原状及恢复标准的认定上存在困难,而且法院对是否能够恢复原状的判断上存在困惑,因此,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较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成为摆设。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在于重建被损害的环境,对于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克服赔偿损失的功能缺陷及贯彻"谁破坏、谁治理"原则均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对恢复原状责任方式价值功能的重新审视,分析恢复原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完善恢复原状责任方式的适用进行了探索,以期丰富和拓展环境司法保护方式,体现环境资源的生态修复司法理念,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的修复。

执行中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司法处理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予就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实体权利的,可对执行申请人(必要时以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旨在排除对该标的物强制执行的异议之诉。案外人异议之诉,必须以执行法院的异议审查为前置程序,由审判业务部门按照普通诉讼程序予以审理。

不同比减资应以全体股东一致决为原则

【裁判要旨】资本多数决原则在公司经营决策过程中应受到一定限制,不同比减资将改变公司设立时经发起人一致决所形成的股权架构,导致部分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增加该股东所承担的风险,损害其股东利益,故除非全体股东另有约定,不同比减资应适用全体一致决原则。

为他人债务提供保证与破产撤销权

问题与观点李志刚: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破产撤销权的问题。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

法官助理制度是实行法官员额制的基础和保障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关于“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提出了“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和“建立法官员额制”的具体措施。纵观当今法治化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地区，都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进行严格限制，通过法官遴选制度实现了法官精英化，法官数量也较为稳定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