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与优化——以未成年人敏感信息为例

大数据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冲击,被巨大风险裹挟的个人信息也亟待法律的保护。然而,由于前置性法律的缺失以及信息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刑法被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廉价工具,刑法的功能定位也被模糊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明确刑法的边界,严格把控刑事制裁标准,慎用刑罚。同时要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措施,构建一体化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模式。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港区水利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至2015年期间,高港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水利部门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过程中发现,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未履行长江采砂监督管理法定职责,明知泰兴市江润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泰兴市江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非法在长江采砂,仍放纵泰兴市江润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非法采砂399599.7立方米、泰兴市江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非法采砂317430.1立方米,致使长江河道砂石资源损失共计2151089.4元。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调整问题研究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配套程序之一,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既有调整可能,亦有调整必要。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工作规范与否,直接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目标能否实现。分析研究既有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案件,可以发现当前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工作存在调整原因不明、控辩协商不足、文书效力不够等问题。对此,应完善有关立法,重新审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内涵,建立完善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量刑建议调整工作履职规范,促进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规范有序发展。

建立公正、高效、廉洁的检察体制——关于检察改革的思考

早在党的十五大就己经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过去五年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分别进行了机构改革,推行了主审法官制、主诉(办)检察官制、检务公开等重大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一度出现的司法权威下降的局面,但毋庸讳言,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司法效率不高、司法不独立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检察机关提升计算机网络保密防范能力的思考

以互联网为核心技术载体的新媒体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播沟通方式由以往的"单向平面性"变为今天的"多向网状性"。这就要求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努力把握现代新闻传播规律,积极构建和完善舆论应对机制,加强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沟通能力。本文对新媒体时代检察机关的计算机网络保密管理与防范能力进行了研究。

论检察视角下的虚假诉讼监督

随着社会群体法律意识的觉醒,民事诉讼已经成为公民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虚假诉讼却使诉讼——这一"正义化"象征蒙上了一层阴影。应当以分析虚假诉讼的定义、构成要件、特征、主要类型、成因、规制必要性为着眼点,以及从检察监督视角对虚假诉讼进行有效监督。

应当规定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对在看守所内发生的立案监督案件具有管辖权

在检察机关内部对发生在看守所内的立案监督案件到底由哪一个部门负责办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一种意见认为,立案监督工作应当归口由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另一种意见认为:一般的立案监督案件,应当由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部门统一归口负责办理,但对于发生在看守所内的立案监督案件,则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管辖。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切实可行。其理由是:

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发现 虚假诉讼线索的思考

虚假诉讼严重扰乱司法秩序、有损司法公信力,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的监督 是法律赋予的重要职能,但是虚假诉讼隐蔽性特点给检察机关的监督带来许多困难。本文立足通过信息化手段,采用大数据 分析的方法来探索检察机关发现线索,解决检察机关线索发现难问题。

加强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的认识

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高技术、高投入、高效能的现代化基础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科技强检，推进检察机关办案现代化、办公自动化已成为检察工作发展和融入社会的客观趋势，也是更好地履行检察机关职能，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有力保障。信息化建设，能够将基层院的业务工作、队伍建设有效的整合为一体，促进其他各项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使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并且能很好地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同时通过先进的网络教育手段使干警们“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树立得更加牢固，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有新的提高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检察信息化推动行装工作思考

近年来,我院坚持把做好行装工作作为服务和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运用科学的管理思想、管理手段,提高管理人员的信息化水平,提高行装装备信息化管理水平,保障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发展的检察工作,提高基层检察工作后勤服务保障能力,我对信息化推动行装工作进行了思考。

瑕疵执法行为对袭警罪刑事责任的影响

瑕疵执法行为对袭警罪刑事责任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未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足够的重视,但瑕疵执法行为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却具有规范、实践和理论上的正当性依据。在存在瑕疵执法行为的场合,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综合判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具体而言,要判断执法行为瑕疵程度是否影响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瑕疵执法行为是否可能导致行为人陷入认识错误,考察瑕疵执法行为是否为袭警的直接诱因并影响主观故意。

机动车融资租赁纠纷类案的检察监督

机动车融资租赁领域大多采取售后回租、自物抵押的方式开展业务。该业务模式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涉诉案件数亦在逐年攀升。大量涉诉案件背后反映出该领域存在“以融资租赁之名、行非法放贷之实”的异化现象,严重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穿透、辨析机动车售后回租型交易中的真实法律关系,对“名租实贷”违法行为开展监督。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构建执法、司法、金融监管联动协作机制,促进机动车融资租赁行业协同治理,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我国农业法律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

农业法律人才的培养关系到我国农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满足我国当前农业法律人才短缺、实现法学教育个性化与专业化的需要。然而,当前我国农业法律人才培养依然存在师资力量不足,课程设置不够健全,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必要措施鼓励法学教师从事农业法律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多角度完善农业法律的课程设置,并通过设立农业法律奖学金、改革司法考试制度等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农业法律的积极性。

“激情犯罪”案件中精神病鉴定必要性如何审查

刑诉法中有"应当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规定,对于激情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等,行为人往往以自己患有精神病为由,来试图逃避刑事处罚,但是承办人在办理该类案件时不应一律都要求精神病鉴定,这样会浪费大量司法资源,目前奈件也无法达到此种程度:另一方面也不应一律不考虑做精神病鉴定,承办人应该从行为人的供述和辩解、录音录像资料及调查行为人的日常表现等方面综合分析。

再审不应片面强调有错必纠——兼谈刑诉法第204条之不足

刑诉法第204条第1项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中，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本项规定看似体现了有错必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因其对认定的事实错误是加重了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还是减轻了原审被告人的刑罚未加区别，且未顾及刑事审判工作本身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了有错必纠，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以下不足：

美国法中的记者特免权

在Branzburgv.Haye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拒绝给予新闻记者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特权。联邦巡回法庭一般承认记者拒绝披露消息来源的身份和消息材料的有限特权。许多州法院也通过法律或者判决在个案权衡的基础上保护记者的有限特权。

言词证据能否作为司法会计鉴定的依据

司法会计鉴定,是指诉讼机关为了查明案情,依法指派或聘请具有司法会计专门知识的人员,依据司法会计技术标准,通过检验财务会计资料,对案件中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技术鉴定的一项诉讼活动。是诉讼机关依法采取的一种诉讼措施。由于当前社会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化,犯罪手段也越来越诡秘,这就给司法会计鉴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在鉴定中能否采纳言词证据,成为了当前司法会计鉴定中面临的新问题。如果采纳了言词证据必将为司法会计鉴定工作扩展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但依据言词证据作出的鉴定结论,是否客观可信?是否违反鉴定规则呢?笔者就当前这两种观点,谈了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

依法履责是最好的服务大局——江苏泰州1.6亿环境公益诉讼案办理札记

江苏泰兴一起普通的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案中，肇事者终审被判令民事赔偿1．6亿余元，这注定成为环境公益诉讼里程碑式的破局。 事情还得从2012年冬天说起。那一阵子，江苏电视台不断接到村民反映：有人往泰兴内河倾倒废盐酸。经过深入采访和现场拍摄，2012年12月19日，江苏卫视对此事进行曝光。

刑事二审抗诉支抗范围探析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不完善、抗诉运行机制不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二审抗诉存在一些难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将二审抗诉的启动权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另一方面又将支持二审抗诉的权力赋予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级检察院能否超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事项而增加新的抗诉事项成为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该问题需要以二审抗诉权性质为基点,紧扣二审抗诉标准,厘清上下级检察机关在二审抗诉中的关系,从而探析刑事二审抗诉中上级检察机关的支抗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