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江苏省A建工公司申请执行监督案办案纪实

2020年2月12日,A建工公司向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提出民事执行监督申请,请求监督糾正淮安区法院超标的额保全行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以及淮安区作为淮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情况下,淮安区检察院克服各种困难,立即开展相关调查取证工作,仅用两天时间即将该案审查完毕,依法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并与准安区法院保持良好的后续沟通,法院在5天内及时解除对涉案1349.61115万元超标的额资金的冻结。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刑民责任的衔接困境与协同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6条规定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违法犯罪人员需承担民事责任,但关联犯罪财产性判项中基本不包含责令退赔的内容,此类案件也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民事权利救济不足,造成被害人选择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刑民并行”模式易造成司法资源反复消耗及程序空转,且不利于众多被害人的平等保护。司法机关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不应囿于刑民二元的惯性思维,可在法秩序统一理念下,灵活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统筹协调刑民责任,协同发挥两种责任的功能作用,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人员刑民责任衔接

刑法第64条中有关追缴犯罪所得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规定是刑法涉案财物处置制度的组成部分,刑法第36条则是有关犯罪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两者在性质与范围上存在明显区别,后者的条件与范围应当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加以确定。关联犯罪人与电信诈骗犯罪集团构成客观关联共同侵权,但是要求关联犯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违反公平原则之虞,应当对其责任承担范围加以限制。同时应积极探索刑民一体化的完善思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框架内,以实体上的赔偿从宽调动犯罪人的赔偿积极性,实现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医务人员收取医疗器械销售“回扣”如何定性

近年来,医务人员收取"红包"、"回扣"等涉嫌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关系到医疗卫生行业秩序和群众切身利益。实践中,对医务人员收取医疗器械销售"回扣"性质如何认定、医院内设机构能否构成单位犯罪等问题认识不一,影响到案件的定性。为进一步规范法律适用,本刊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遴选典型案例,共同邀请专家,对实践中办理医疗领域贿赂犯罪的疑难问题进行研讨。

应赋予当事人对刑事侦查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具有强烈的国家职权主义色彩，刑事侦查管辖权更属强势的公权力，刑事诉讼法未赋予当事人对刑事侦查管辖权提出异议的程序性权利，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弊端，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具体来说，这一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对民间“打会”行为如何进行刑事规制

民间“打会”，又名“请会”“合会”，具有筹措资金和赚取利息的双重功能，通常建立在亲情、乡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随着规模的扩大，有谁“得会”、获利多少，并不由“会首”掌控，使得恶性循环与不良投资行为有了乘虚而入的空间，“以会养会”“倒会”等严重后果时有发生。实践中，关于民间“打会”行为的刑法规制，司法机关往往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问题上产生争议，以下几个问题亟须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