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地域范围与起始时间再研究

以往学界在界定南京大屠杀地域范围时多采用"行政区划说",即日军在南京行政区划范围内及其周边地区实施的屠杀等暴行。这一界定,既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日军在进抵南京外围时,首先进攻南京卫戍军的外围防线,在双方激烈交战过程中,日军即屠杀中国俘虏,一些平民也遭屠杀。而南京的外围防线并不是按照行政区划部署的,因此,南京大屠杀大体应以南京卫戍军的外围防御圈为地域范围。1937年12月5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最先攻占南京卫戍军外围防线上的句容,因此,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应以此为起始。

论我国古代运河在国家统一及疆域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有自身的政治地理特征,受地理环境和都城位置的制约,这两个因素都与中国运河有很大的关系。江淮以南河流湖泊众多,具有良好的航运条件,有利于沟通和融合,很早就实现了统一。黄河流域河流湖泊少,航运条件差,需要运河来沟通。长城一线缺乏水运河流。运河在从区域统一向全国统一,开疆拓土及维护统一中发挥重要影响。中国政治地理大势由东西之争到南北对峙,再到南北一体的主轴转换,运河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北京成为统一王朝都城之后,在北方政治军事中心与南方经济重心长期分离状态下,大运河对元明清疆域的巩固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成立

1937年南京沦陷前期,留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士,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留在南京,并参照法国神甫饶家驹在上海设立南市难民区的成功经验,发起设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以保护无辜的平民免遭战火的蹂躏。安全区设立的过程较为复杂,不仅需要中国方面的同意,而且还要征得日军当局的认可。这些外国人士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南京沦陷前成立了安全区,开始发挥保护平民的作用。

先秦至隋唐时期浙江盐业经济探略

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大片滩涂,其地理条件非常适合进行盐业生产。浙江气候温暖湿润,对植物生长十分有利,煎盐所需的大批柴草有了保证。这些,都为浙江盐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秦时,浙江的制盐业已颇具规模。从三国开始,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浙江的盐业经济也随之发展。宋元时期,浙盐的年产量一般约占全国年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探讨浙江盐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社会影响,很有意义。

关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筹建的两个时间

关于中央文史馆的筹建,据回忆,北平解放前毛泽东就已表达过设立有关机构的想法,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复柳亚子信中又提及"文史机关事"。而根据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符定一1951年6月23日致毛泽东信,加上《邓之诚文史札记》和《许宝蘅日记》等相关内容的佐证,中央文史馆最早正式筹设于1950年春。从毛泽东复柳亚子信中谈及的"车中信"这一线索入手,结合柳亚子的行踪活动进行分析,毛泽东12月2日复柳亚子信很可能写于1950年,而不是1949年。

鼓楼医院书信：后大屠杀时期的南京

威尔逊(Robert O.Wilson,中文名韦如柏)是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即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外科医生。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留在医院,救治了许多遭受日军暴行的难民。在此期间,他以日记的形式致信家人,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及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对难民的救治情形。威尔逊1938年3月6日的日记(节录)曾发表于美国《读者文摘》1938年10月号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收录了该日记的部分内容,而未全文收录。海伦·丹尼尔斯(Helen·Daniels)是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美籍院长霍顿·丹尼尔斯(J·Horton·Daniels,中文名谈和敦)的夫人。她于1938年11月回到南京后,经常以日记的形式致信家人,其中1938年11月4日、11月9日和11月15日三天的日记,记述了她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及亲身感受。信中还揭露了南京大屠杀后日军仍对平民施暴,以及南京城内鸦片毒品泛滥、市民生活困苦等社会现状,同时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师魏特琳在南京开办实验学校救助难民表示高度赞赏。上述信件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克(Burke)图书馆特藏室霍顿·丹尼尔斯与海伦·丹尼尔斯的私人档案中。

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上海、南京作战感想

饭沼守(1881—1978),1881年11月25日出生于名古屋,少年时代先后入名古屋明伦中学、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9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年12月任步兵第五十一联队副官,步兵少尉;1919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任步兵第五十一联队中队长;1920年至1925年,先后在陆军运输部、参谋本部任职,并任第二十师团参谋,1925年晋升为步兵少佐;1927年转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官;1929年3月晋升为步兵中佐;1930年任第三师团参谋,后任陆军大学教官;1933年8月晋升为步兵大佐;1934年8月任近卫步兵第二联队长;1937年8月晋升为陆军少将。八一三事变后,日军组建上海派遣军,饭沼守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参谋长,参与指挥在上海、南京的作战;1938年2月回国,1939年晋升为陆军中将,同年12月被任命为第一一○师团长,再次出征中国;1942年被编为预备役;1945年再次被征召,任第九十六师团长,驻扎在济州岛,直至日本投降。日军占领南京后,饭沼守应日本军人组织偕行社之邀撰写了这篇作战指挥感想,并以《关于统帅指挥的几点所见》为题,于1938年7月5日刊登在《偕行社记事》(特报·支那事变①一周年纪念号)上。作为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从作战指挥的角度详细记录了日军在上海、南京方面作战的得失,对于研究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乃至抗日战争均具重要史料价值。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诠释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

在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中,国内外学术界不仅对实际遇难人数有争论,而且围绕这一问题,还派生出不同的学术观点。本文认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需要有一个较为固定的界标。"30万人以上"遇难的结论,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察和检验,是中国官方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用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两个法庭判定的人数来表述,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当前研究遇难人数应走出求精、求多、求恒的误区。遇难人数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年周年。7月随着气温的上升，全国各地纪念郑和远航600周年的活动也达到高潮。7月4—6日．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和组织，由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传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在六朝古都南京和江苏太仓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