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立法探索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特别是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江苏必须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意味着社会治理范畴实现了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更新。

走向“计算法学”: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选择

当前,法律大数据研究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静态法律数据多,动态法律数据少;二是法律数据分析多,法律模型分析少;三是法律规范数据多,法律行为数据少。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是走向基于社会计算的法学,即"计算法学"。这就要求法律大数据研究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要关注动态法律数据整合分析;其二,要展开法律社会分析;其三,要开展法律预测分析。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法学研究无用武之地,毋宁说,传统法学研究将会融合到一种更为高级的法学研究形态之中。

刑事司法过程的社会效果与社会成本——关于刑事司法效率的思考

刑事司法的高效率不仅仅指司法过程的迅速和司法资源的低消耗,而且指司法过程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成本的最低支付。司法的社会效果与社会成本被忽视,反映出人们司法效率理念的缺陷。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应当注重司法过程的社会效果,防止司法成本社会化。

观念史抑或概念史——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从整体上看,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所著的《观念史研究》一书体现的作为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观念史方法论与剑桥学派的英美观念史研究方法和海德堡学派的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均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更类似于后者。这种方法论倾向预示着汉语概念史的可能性路径。而只有真正理解国外概念史研究方法并具备自身方法论的自觉,才能铸就汉语概念史的范式。所以,汉语概念史研究才刚刚开始,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持续有效推进的重要保障。我国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为支撑,坚持依法治理,始终将社会管理创新置于法治化的轨道。为此,当前亟须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利益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等法律机制。

刑法修正的基本动向及客观要求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涉及刑罚结构调整、从宽处罚情节和非监禁刑的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立法完善,相关涉及民生犯罪的增加和处罚力度的加大等诸多方面。结合刑法的多次修正来看,本次修正更突出地显示了刑法修正依据的实用性及其反映出的当前刑法立法的工具主义倾向,而修法内容范围之广以及犯罪圈的扩大反映了刑事立法的泛化、扩大化倾向。此次修正,也突出地反映了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立法的转变以及刑法干预的前置性倾向。上述倾向有其特殊的社会变迁背景,但是这样的倾向则容易形成对公民自由的侵害,对罪刑法定等刑法基本原则的破坏。这样的倾向需要予以警惕,并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合理控制,保持刑法的克制性。

西方国家依法推进社会管理的理念、路径及其借鉴

社会管理对我国而言,牵涉面很广,已有的经验不多,需要广泛借鉴异域做法,尤其是有长期法治传统的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自治和管理领域有着长期的实践,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是仍然能够归纳出一些共性的经验,其中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基本理念以及在社会管理治理化方面通过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设计、市场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社区干预的社会管理定位、民主参与的社会管理程序四条路径保障广泛的公民社会权利,对于我国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发展广泛的公共责任机制极具启发。

司法的第三维度:社会学维度——从法意与民意的纠结谈起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司法具有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司法的实体法维度;第二维度是司法的程序法维度;第三维度是司法的社会学维度,司法活动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获取民意信息,法官裁判难免会受到"民愤"等民意因素的影响。因此,法意与民意在一定程度上的纠结是司法的三维职能所系,定罪量刑不能不考虑到"民愤"等社会信息。由于缺乏非社会特征化的吸纳渠道,"民愤"所表达的民意信息常常是非理性的,考察司法实践中最难做到的"无罪放人"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两类事实,其中的关联性可见一斑,以合理的程序设计和案例指导来实现法庭审判的非社会特征化,便是梳理法意与民意的积极探索。

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权利的保障——兼谈我国收入分配法制对社会正义的调适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正在成为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因素。要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个公民,对于我国社会法制建设来说,核心要旨在于保障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消除贫困者面临的社会排斥。财富分配在国家、企业、民众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合理,制度不公无形之中拉大社会阶层差距,成为当前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因此,法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在主权国家范围内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并推行再分配手段和福利国家政策加大调节力度。同时,由于我国加入WTO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权利的责任主体若只局限于国家,将很难有力地平衡全球化造成的社会不平等趋势,因而在高于主权国家的国际层面和低于主权国家的社会层面形成倡导公共责任的社会法律体系,也是社会法制建设不容忽略的环节。

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与法律调整机制的转型

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全球化之影响的加大,日益在我国凸现出来。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阐述,并重点考察了其中存在的、与法律及法治原则相关的问题。文章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问题的启示出发,对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法律调整机制的转型,进而确立社会运行的法治原则进行了讨论。

积极推动江苏国家文化公园立法

近期,国家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标志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了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和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齐头并进的格局。江苏地处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区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由单一建设区域向多元建设区域延伸,有必要在国家文化公园扩容背景下充分利用省级和设区的市立法权,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立法,为全国统一性立法探路。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基本类型从历史来看,国家文化公园在众多公园立法中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立法推进力度较大。

证券民事纷争解决的若干实体和程序问题研究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 ,由于相关民事法律的不完善 ,投资者在受到上市公司或者中介机构、庄家的不法侵害造成财产损失 ,发生民事纷争时 ,往往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 ,而侵害者由于市场炒作经常获益匪浅。风险收益机制的严重失衡 ,是当前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因此 ,建立证券民事赔偿机制是合理解决各类证券民事纠争 ,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制度建设。

以德治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生产关系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与之相随，中国社会也经历着一次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城乡结构和人口构成，催生了一些新兴的阶层和社会群体；而信息革命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江苏政务服务立法的基本特征和完善路径

政务服务便利化是政务服务建设的目标,政务服务立法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务服务行为的规范化。政务服务行为在法律上表现为行政许可,在行政上则表现为政务服务过程。要推动政务服务便利化,必须从立法上对政务服务行为予以规范,对政务服务过程进行优化。随着我国“放管服”改革的深化,政务服务立法层出不穷。在中央层面,国务院制定有《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在地方层面,有些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了政务服务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2020年5月15 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江苏省促进政务服务便利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政务服务便利化维度对政务服务活动予以规范化,标志着江苏政务服务立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江苏各地都在加强营商环境建设,政务服务环境成为重中之重。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立法水平,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培养法治理念 建设法治江苏

法治思维以法治理念为导向,法治理念以法治知识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一直将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视作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将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都纳入法制宣教对象,同时又注意突出对公职人员、青少年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宣传教育,以提升重点人群的法治理念,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法学专家参与立法论证的审视与改进

立法论证是针对立法工作中的相关问题而开展的,以专家学者为主要参与者的分析与论证活动。与立法听证不同,专家立法论证更强调专业性、技能性,可为立法者提供参考与决策信息,有助于制定出高质量的法律。立法论证贯穿于立法的整个过程,但最集中体现在立法准备阶段。法学专家是论证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主要主体,是论证法案与制度体系协调性的工程师,也是立法过程中具体问题最佳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当前法学专家参与立法论证存在从形式到内容的被动性,从人选到地域的集中性,从专业所属到研究方向的单一性等问题。发挥专家的立法论证价值,权力机关应完善专家参与立法论证的程序,选择专家建立应注意专业、地域、年龄、所在机构等的兼顾;专家立法论证过程一般应在公共舆论平台予以公开,与社会公众立法参与同步展开;专家本人应协调处理好立法论证中本职与兼职、专业性与民主性、责任者与行为者等相关问题;法学专家应加强群体自治,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和责任担当,应积极关心并且负责任地参与立法论证,将法治思想以正确的方式渗透在法律规范中。

一体化防卫行为的要件认定研究--以昆山反杀案等典型案件为对象的分析

一体化防卫行为是指被侵害方对不法侵害方实施、因相互间的紧密连续关系而在整体上作一体化评价的前后两个防卫行为的统称。其以起因要件与紧密连续性要件为必备要件,以限度要件为非必备要件。其中,判断起因要件,就是判断不法侵害是否尚未实质性结束和再次不法侵害危险是否具有防卫紧迫性;认定紧密连续性要件,就是按照“意识不自由—意识惯性(产生)—意识固化、升级”三阶段来认定前后两行为在主观意识上是否具有连续性,从行为性质、内容、结果三方面来认定前后两行为在客观行为上是否具有连续性;评判限度要件,就是要遵循“行为→结果”模式,并正确理解相关术语的含义。

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司法救济路径研究——以82份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

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已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但因非法处理个人信息所导致的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事件也层出不穷。《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明确了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赔偿数额确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个人信息权益法律属性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信息权益的司法救济方式和力度。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司法裁判文书,对司法过程中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行为的认定、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属性、证明责任及损害赔偿规则等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权益的司法救济路径,抑制相关侵权行为的发生,进行了深入研究。

论大运河立法体系的构建

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有关运河的称呼有“运河”“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乃至“古运河”等。这些名称代表了立法者对运河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判断。从立法体系演变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区分为“运河立法体系”和“大运河立法体系”两个阶段。尽管大运河立法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仍然面临着立法对象不够清晰、立法目的把握不准、立法范围交叉重叠以及立法体系尚未成型等正当化难题3借鉴域外运河立法经验,大运河立法体系构建不能局限于世界文化遗产所确定的保护范围,而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一是以大运河为立法对象,拓展大运河立法区域空间,开展大运河综合性立法;二是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立法目标,树立长尺度、跨区域保护发展立法理念;三是以大运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立法形式,形成大运河立法结构体系;四是以大运河保护、促进和管理为立法维度,使大运河规划和大运河立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进程中催生出来的,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必须站在重构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视角,将知情权的保障贯穿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整个过程;并积极借鉴域外的经验,遵从"知情权入宪—信息公开立法—相关辅助立法"的步骤,建立严格、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