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制度创新：从网格化管理到治理现代化

网格化管理能打破部门与职能边界,突破层级节制的组织结构,其精细化、责任化、规范化、高效化引发城市网格化管理热潮,但其管控性、封闭化、重行政化又备受质疑。网格化治理对网格化管理进行扬弃,吸纳治理理念,弱化管控思想,在治理体系、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过程上深度契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现代化理念。

论转型时期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思路与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显期,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加剧了社会转型的风险,也对国家推进互联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法律缺失、预警处置机制虚置、正面引导不力、信息失控失真、预防和应对无措等问题,要以动态化治理的理念为指引,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克服"官僚独白式"的话语结构,积极转变舆情危机治理思路,整合监管力量和加强队伍建设,创新舆情治理的技术和工具,探寻符合国情的法治化治网之路。同时,要响应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环境变迁,探索"互联网+政务"的治理模式,促进和优化"多中心治理"格局,增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合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用网环境,共创和谐理性的网络公共空间。

论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建设的挑战及应对

意识形态传播是凝聚社会成员政治价值共识,塑造和规训社会成员政治行为模式,维护共同体政治架构和制度体系稳定的基石。作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基本载体,意识形态传播是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重要维度,也是实现政治共同体繁荣稳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护体神功"。当前,社会转型催生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碎片化,传统社会价值体系逐渐瓦解,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迁,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又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和运行机制,这些因素的交织影响和共同作用深度改变了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路径和效能产出。随着公众话语权的解放和传统政治权威模式的失灵,执政党要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建设,促进意识形态价值和内涵的时代生发,打造网络传播平台和运行机制,提升话语传播效率和影响力,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和话语支撑。

后工业化时代生态治理的理念、方式与组织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治理变革是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这场社会转型的体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治理变革的一个基本框架是从官僚制治理理念向生态治理理念的转变。如果说在官僚制治理中,它所强调的是确定、预测、控制和竞争这样的机械化理念的话,那么在后工业时代,生态治理在其理念上则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组织能力以及复杂系统的进化。这一日益兴起的治理理念产生了诸多有益的见解,并且能够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建构起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从其组织方式来看,生态治理是一项具有广阔合作前景的社会治理方式。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社会的治理方式从官僚制治理向生态治理的转变,已经超出了量变的过程,而成了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新定位,其结果则是现有制度安排的根本性变革。

民办公益基金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以爱德基金会为代表的民办公益基金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基金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二是要拓宽筹资渠道,为基金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三是要加强媒体宣传,为基金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公共关系;四是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为基金会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支撑。

非政府组织参与民主政治的动力及作用析论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迫切需要思考非政府组织参与民主政治的动力和作用问题。非政府组织参与民主政治既存在外在动力,又存在内在动力。非政府组织对民主政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衡量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推动民主政治的纵深发展以及改善或创造良好的民主政治环境等方面。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民主政治的动力和作用的准确认识,有助于构建非政府组织与民主政治的和谐互动关系。

“注意力需求等级表”的解析与运用

在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企业家应该特别关注"注意力管理"的新理念,这种理念,在美国学者托马斯.达文波特和约翰.贝克所著的《注意力管理》一书中,简化为"注意力需求等级表"。通过对该表的介绍和分析,提出企业注意力管理的模式化方法,以方便中国企业管理者运用。

司法目标与司法再解读

司法目标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决定司法在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影响诉讼模式和诉讼制度,引导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司法目标是司法系统运行结果的积极价值表述,是人类价值演绎和司法功能的结合点。司法目标表述应当力图清晰。当前理论和实践中司法目标,要么定位不合理,要么表述不明确。应当将司法目标定位于维护自发的社会合作秩序。在这个目标之下,司法应当以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则作为解决纠纷的终极法律来源;当国家法规范反映当时社会流行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范时,司法应遵照执行,以避免在每一个案件重复发现、提炼和表达规则,提高审判效率,增强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公法案件的审判有双重性,首先是审查公法行为是否违反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范,维护社会自发秩序,其次是审查是否违反公法,维护政府组织秩序;法官要有国家法知识,但更要有从自发秩序中发现、提炼和表达社会习惯性禁止性规范的能力。

论“大社会”视角下政府职能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指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改革方向,这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调整和优化已经成为改革和发展的新常态。本文以哈耶克的"大社会"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提出,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要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将其置于"大社会"的组织架构下进行审视。"大社会"的分析框架为我们厘定政府的职能边界,明确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空间提供了依据。社会主体预期是"大社会"运行的核心,维护大社会的运行就是要保护社会主体预期的达成。社会主体预期达成取决于主体对社会秩序确信、信息掌握、运用资源能力、资源的有效保护以及交往基础设施的可及范围和便利性。政府职能设定应当体现为维护"大社会"机制的有序运行,立足于向社会主体提供信息,促进能力培育和提升,保护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促进交往设施的完善和发展。

市场资源配置与司法功能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优势,要求维护市场秩序,让市场主体获得确信的预期。市场主体的预期分为实施预期和交换预期,司法只保护实施预期,而不保护交换预期。保护实施预期要求保护市场主体的资源安全、资源使用自由和交换自由。司法应当通过适用普遍遵守的禁令保护实施预期。

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关系与差异

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公共行政学的两个基础性概念。对于这两个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认知产生分歧的原因是:脱离概念的发生学语境,混同概念的层面差异,误导概念的相互关系。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概念的意义不同;关注的层面不同;影响的变量不同。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注意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避免理论的误读与实践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