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信息传播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近年来社会高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由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风险递增,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通过构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信息传播风险评估模型,分析影响风险类型的关键因素,以帮助相关部门及时发现和评估舆情风险,提高风险预警能力。[研究方法]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将舆情信息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由说话者言语信息构建舆情信息传播风险影响因素特征集,由受话者言语信息构建风险类型的多标签标注体系,并借助稀疏性多标签学习模型对关键特征进行选择,实现对网络舆情信息传播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结论]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可有效提取影响信息传播风险类型的关键特征,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风险监测与预警提供决策依据。

食品安全舆情多主体协同治理效能评价

基于扎根理论探究食品安全舆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内在机制,构建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系统整体效能和各子系统效能进行评价。结果显示,食品安全舆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包含政府监管部门治理、企业治理、社会组织治理、媒体治理和公众参与治理五大子系统。各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彼此影响,职能边界逐渐淡化;系统整体属于初级协调状态,子系统发展水平不同步,存在“短板效应”;政府监管部门治理与公众参与治理效能较高,企业治理效能最低,应重点提高企业治理效能,凝聚多主体功能优势。

中国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的时空聚集性研究——突发环境事件与食源性疾病的交互

深入研究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充分挖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之间内在联系,从时空尺度共同对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人体健康防范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本文分别以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突发环境事件作为分析我国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情况的替代指标,利用空间统计方法,针对2007-2013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食源性疾病暴发和突发环境两类事件展开空间格局和时空聚集性分析。研究发现,六年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空间分布中心主要位于湖南省与湖北省交界区域,并呈现缓慢向东部移动态势。其空间格局主要位于我国"胡焕庸线"东南部,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且主趋势方向不断向北靠拢同时,空间分布也向西北—东南范围扩张,东—西方向空间格局差异更为明显。另外,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表明我国环境污染空间格局主要位于"胡焕庸线"的东部,其分布范围应更偏向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Crimestat3.0的Knox指数和Mantel指数进一步分析两类事件的时空聚集性,Knox指数显示,两类事件具有时空交互性,而Mantel指数表明,食源性疾病暴发和环境突发事件的空间聚集差值的均值分别为300km和450km,两类事件在较大空间尺度并不具有时空交互。突发环境事件和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在大、小不同空间尺度呈现差异化的时空聚集性。为实现地方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治模式,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合理配置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人体健康防范的社会资源提供了方向。

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研究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梳理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食品生产商、供应商或政府相关部门等方面的原因,食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治理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其差异化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和行为也显著影响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选择。现有研究大多针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往往忽视了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客观差异现象。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分析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大致集聚分布状况;再进一步利用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分析判断相关具体集聚区域;最后通过消费态度、意愿、行为集聚区域的不一致性验证区域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行为差异的现实存在,对我国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普遍持有较高程度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2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食品安全消费意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3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观规范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村消费者固有消费习惯障碍、安全食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监管认证力度不足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缺失等。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强安全食品报道和宣传;加大科技技术投入力度;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流通市场体系;加强食品检验检测等。

基于现实情境的村民委员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研究

有效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为了探究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等四个省份1 242个村委会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了现实情境下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行为。调查结果表明,受访村干部以年龄段在46—60岁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任职时间为3—4年的男性为主;被调查的村委会成员以3—5人为主,所辖人口主要在5 000人以下,绝大多数村委会每年对村干部的补贴在5 000元以下;受调查的村委会在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治理具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的治理表现相对较差,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职能建设方面则分别表现出了较好和较差的两极化倾向。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村委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内含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流通消费、宣传职能建设和基础治理职能建设等四个因子,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重点和方式: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与源头治理型,流通消费环节与效果追求型,宣传职能建设与信息公开型,基础治理职能建设与职能推动型。根据上述四个因子最终将现阶段不同治理行为的村委会划分为参与传统型、参与起步型、参与断点型和参与全面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结论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村委会的职能建设,引导村委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尤其防范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路径,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民众感知、政府行为及监管评价研究——基于食品安全满意度的视角

基于10个典型省份4258个消费者的实地调研数据,结合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评价的情况以及影响监管评价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满意度、政府监管效果的担忧程度与食品安全总体评价呈显著正相关;食品安全社会监督评价与食品安全总体评价呈显著负相关。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满意度对食品安全总体评价的影响最大,政府监管效果的担忧程度和食品安全社会监督评价的影响效果较小。

基于SCI数据库的国际食品安全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SCI数据库收录的2004-2013年食品安全研究期刊论文为数据源,对食品安全研究领域的高发文国家、机构、核心期刊、基金资助等情况进行定量分析;进一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探讨国际食品安全研究热点。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基金机构对食品安全研究的资助力度较高,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拥有一些企业和企业家等机构进行科研资助的模式相比,资助来源相对单一;高频关键词网络连通性良好,"food"和"risk"是食品安全研究领域的中心点。

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感知风险和食品安全舆情相关理论,以合肥、福州、石家庄三个城市的592名城镇居民为案例,探讨个体变量、环境变量、政府的舆情处置行为对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等个体变量的差异并不会引起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显著变化;而家庭收入水平、公众对舆情传播渠道的信任程度等环境变量对公众的舆情处置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在政府的舆情处置行为变量中,政府舆情处置效率对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发布信息的真实性也会影响公众的舆情处置感知。

基于协同创新的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著者协作关系研究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2003-2012年食品安全研究领域期刊论文为对象,借助Ucinet和Net Draw软件构建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著者科研协作网络,从网络密度、中心性、小团体和作者合著子网模式4个层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食品安全领域的研究者合作情况不理想,小团体合作规模较小,作者合作关系易受地理位置影响。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微博转发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福喜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平台,若不加以科学的监管与引导,极易引发食品安全恐慌心理,甚至危害社会稳定。微博是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重要的自媒体平台,主要通过微博转发行为扩散舆情事件的影响,推动舆情事件的发展。为了深入分析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微博转发行为,本文以上海福喜事件为例,在事件发展与关注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采集上海福喜事件的新浪微博数据,并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展开分析,探讨网民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转发行为的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仅有主帖内容的微博(类型Ⅰ微博),发帖者微博的粉丝数、微博数、认证情况以及发帖者微博内容的情感倾向、是否有链接、是否有视频对其微博的被转发次数有显著影响;对于转发了他人内容的微博(类型Ⅱ微博),发帖者微博的粉丝数、微博数、认证情况、被转发者微博的粉丝数、被转发次数、被转发者微博内容是否有链接对发帖者微博的被转发次数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具有较高粉丝数与微博数的微博用户所发布的微博影响力更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类微博用户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微博"大V";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官方认证微博在舆论引导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诸如同时发布相关链接、视频等方式,提高微博内容形式的多元化程度,以增强微博的影响力;此外,在发布微博的过程中,客观、公正地表明态度立场,也是提高微博舆论引导作用的重要方面。

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

事实再次证明,单纯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消费需求。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出现的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的"双重失灵",迫切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本文通过深度访问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融合为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并由此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食品行业的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专职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等因素与其参与治理能力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年龄、现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组织内担任职务的比例与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存在较高的负相关。因此,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的风险治理中是否能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中的双重失灵,内在地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管理水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亟需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各自的章程自主性地开展的各种活动,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履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职能力度;同时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建设具有数量充足、能力结构基本完备的工作人员队伍,并依据改革要求,优化法定代表人的结构,建立诚信信息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度,由此保障社会组织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发挥自身专业性、自治性等优势。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网民参与行为模型研究——基于12个省、48个城市的调研数据

以我国12个省48个城市的实际调查为基础,以计划行为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研究了影响网民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过去行为、信息来源、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是影响网民舆情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且上述五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明显。研究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对研究网民的舆情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提高网络信息发布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建立健全议题设置制度、开展网络文化与个人道德伦理建设等,是政府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政策的核心。

江苏省城市消费者可追溯食品购买意愿研究

为满足消费者尤其是城市消费者的需求,确保食品安全,2000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以城市为重点展开了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的探索。由于城市消费者是可追溯食品的消费主体,该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调查与研究了江苏省13个省辖市1757个城市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与购买意愿。结果表明,城市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和购买意愿均不高,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患、食品可追溯体系的认知、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以及消费者性别、婚姻和收入状况等。

添加剂滥用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与公众恐慌行为研究

随着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和担忧。其中,添加剂风险已成为食品安全风险中比较突出的风险之一。文章基于江苏省内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南部(苏南)、中部(苏中)、和北部(苏北)三个地区657名消费者的实际调研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研究了影响公众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感知及其恐慌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消费者搜寻食品安全信息行为关键因素的识别研究——基于模糊集理论的DEMATEL方法

在构建影响消费者搜寻食品安全信息行为的因素体系基础上,运用模糊集理论与实验决策案例分析方法,分析17个影响消费者搜寻食品安全信息行为因素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并识别出其中消费者受教育程度、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对健康关注程度、对食品质量安全关注程度、产品知识、食品品牌和食品有无质量安全认证为关键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结论相应地提出食品生产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产品品牌建设和质量安全管理,进一步推进产品质量认证工作。

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M-Logit方法的实证分析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食品安全问题更为严重。文章基于20个省(区)200个行政村的3 885个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利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无锡市调研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之分析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作为风险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同时,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妥善处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无锡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进行了问卷调查,以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为理论依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影响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和相关利益方参与都会直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相关利益方参与和风险评估过程的规范也会通过影响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进而间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效果产生正向影响。

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及基本特征

利用舆情监测平台的数据分析了2007-2014年间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并基于内容分析法探究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政府、媒体、网民等主体的行为特征和食品安全事件等客体的风险特征。2007-2014年间的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经历了四个阶段,但对网络舆情主体的行为特征的研究表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环境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政府在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低。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客体的风险特征的研究表明,2011-2014年间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特征十分明显,肉及制品、乳制品等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食品种类,添加剂或食用物质的滥用等人源性因素是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食品安全事件主要发生在加工环节,大中型食品企业是主要的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主体,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地区。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食品安全监管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对食品安全监管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针对食品安全监管满意度影响因素众多的问题,使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范程度、食品行业监管与执法力度、食品安全宣传力度、食品安全认证机制完善程度、食品安全事件政府应急反应能力建设等影响因素设置调查问卷。根据调研得到的数据,通过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寻找影响食品安全监管满意度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并把上述5个因素按重要程度进行排序。根据实际调研数据得到的计算结果,发现食品安全认证机制完善程度对食品安全监管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大,食品行业监管与执法力度次之。因而政府在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满意度时,应着力从食品安全认证机制完善程度、加强食品行业监管与执法力度方面入手,提升民众的食品安全监管满意度。

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感知的调查:江苏省苏州市的案例

本文以江苏省苏州市209名消费者为对象,调查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感知。研究结论显示,媒体报道、亲戚朋友的看法、企业的品牌信誉以及政府关于添加剂的相关政策是影响消费者对含有添加剂食品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交流机制,科学地传播信息,最大程度地遏制媒体对消费者的误导;及时发布政府监管的信息以及政府所展开的相关努力;强化科普教育,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等,都有助于改善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的感知,提升消费者对食品市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