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监禁”的困境释读与司法改善——以刑事政策和刑法的体系化适用为视角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终身监禁”制度之所以陷于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困境中,虽然有立法方面瑕疵的因素,但局限于刑法内部视角释读本制度的性质和功能,并孤立片面地理解和适用刑法关于本制度的立法规定,应是其中的基本症结所在。基于本制度的“刑事政策刑法化”背景和刑法规定的“体系化存在”现实,将本制度置于刑事政策视野下予以释读和将其立法规定置于相应体系中予以理解和适用,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释解其争议与破解其困境。具体而言,在刑事政策视角,本制度只不过是兼顾当前“严厉治腐”政策与“慎用死刑”政策而不得已采取的过渡性治理措施;在刑法的体系化适用视角,因本制度立法规定仅为整个刑法体系和刑罚体系及制度中的一个部分,应将其融入刑法中所有相关条文当中予以理解和适用,以消解本制度与刑法总则上的刑罚体系和量刑制度等的适用冲突。

对盘问下的“自动投案”认定问题的分析——以某死缓刑案件为例

"自首"的扩容无疑符合刑罚的轻型化趋势,但随着近年来死刑政策的逐步调整,准确把握"盘问下的‘自动投案’"的认定条件,显得尤为重要;从案例分析可知,"盘问下的‘自动投案’"的认定存在较多难点,其认定必须体现自首从宽制度的本质精神,即要确保刑罚正义和体现刑法谦抑精神;对于自首认定的泛化问题如何妥当处理,是对司法者提出的严峻考验,笔者认为应尽早实现对诸多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化,以便司法者在适用时更加"于法有据"。

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发展路径选择

法律援助的正当化依据在于保障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能够得到无偿法律服务的权利。高校法律援助作为政府主导型法律援助的必要补充,同样以此作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逻辑起点。当前,我国高校法律援助的运行模式主要包括学生社团运行模式和援助机构运行模式两种。由于高校法律援助自身的特殊性,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如学生组织的天然缺陷、主体地位不明代理资格受限、经费保障不足、社会认同度不高等。重新审视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在国家法律援助系统中的定位,应转变传统工作阵地,寻求社会力量支持,明确组织援助范围及对象,不断提升专业水平,以扩大社会影响力。

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实践路径的思考

作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特殊制度安排，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实践效果尚未充分展现。立足司法实施现状，对制度功能的理解偏差、立法本身的粗疏以及程序规则、配套机制的缺失，无疑是制约效果显现的主要原因。因此，全面激活制度功能，应从准确把握司法适用维度、明晰制度立法定位以及细化配套实施细则等层面予以系统展开。

关于人权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关于人权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徐安欣自从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的“政治革命”中提出人权概念以来，人权作为理论问题发展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了，而人权现象的历史则更要悠久得多。科学地认识和研究人权，对于人本身的发展，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十...

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参与诉讼行为研究——基于144份裁判文书

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具有公益性、超出预期的专业性和更强的广泛性的特点,既满足了法学教育对法律实践的需求,也对政府主导型的法律援助体系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但通过对检索案例的分析发现,在提供诉讼法律服务的过程中,高校法律援助组织仍面临着案源不足、发展不均衡、援助范围不明确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先厘正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在法律援助体系及法科教学中的定位,确认其作为补充性援助主体的地位,保障组织在法律援助及法科教学预期的轨道上运行,进而以此为基础,通过划定援助范围、优化分案机制、加强校际合作等方式,推动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诉讼法律服务向着更深层次发展。

从分散到聚合:新时代少年法庭实体化运行路径探索

近些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少年法庭工作,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进未成年人审判组织机构建设与司法审判制度机制的体系化完善,以期切实推进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发挥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制度效能。各地法院在积极推进少年法庭专门机构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少年审判组织多元化、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机制差异化等格局,造成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难的现实问题。新时代要切实推进少年法庭的专门化建设与实体化运行,必须从少年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建设以及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人员配置、考核机制这些核心问题入手,探索少年审判机构实体化运行的有效路径。

完善审判制度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

在坚持从重从快严惩刑事犯罪的斗争中,人民法院如何确保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事关法律的尊严,维系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将每一起死刑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除了审判人员具备必要的素质外,坚持一系列办案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近几年来,我们在不断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死刑案件上诉、复核程序的特点。

谈刑事再审改判案件的善后工作

妥善落实刑事再审改判案件的善后工作,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重要方面,关系到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文革”前、“文革”中判处的冤假错案的善后工作已经有了规定。但对1977年以后,包括“两法”实施以来判处的刑事案件再审改判的善后工作,尚无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对这类案件应当按照或参照何种规定落实善后工作,认识不够一致,有关部门之间往往意见分歧,使一些改判案件的善后工作得不到落实。因此,对刑事案件再审改判的善后工作制定具体的规定,很有必要。近几年。

传闻证据规则变革评述——兼谈对我国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启示与借鉴

传闻证据规则作为英美证据法上最古老的证据规则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已面临着规则体系过于庞杂,规则适用趋于僵化的困境。为此,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主要英美法系国家均对传闻规则进行了法典化和简化,不仅如此,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在各个国家发生了明显分化。英国的传闻规则日益宽松,其基本原则由排除变成采纳。而美国则限制了法官对传闻证据可采性的自由裁量权,从自由化向着严格排除规则回归。澳大利亚的传闻规则体现出一定的折衷性。传闻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变革以及变革反映出的不同价值理念启示我们,应当以现代规则为蓝本,确立简明、易行、符合中国国情的传闻证据规则,并以渐进式为思路,逐步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及其配套制度。

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毒品案件实证分析

以间接证据锁链包含的能够直接证明的间接事实为基础,通过间接事实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根据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推定出的主观要素,可以认定案件的主要事实。但在证明标准上,应该排除行为人无辜的可能性。

侵犯商标权犯罪的法律适用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一环，其中，商标权的保护至为关键。历年来的刑事审判实践表明，侵犯商标权犯罪案件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始终占据着最高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