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性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评价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的高比例消纳是电力系统可持续转型的关键。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根据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比、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年均利用小时数和弃风电量四个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消纳水平,对六大电网区域进行了分析;根据全局Moran’s I指数、Moran’s I散点图和LISA聚类图对波动性可再生能源消纳的空间相关特征进行了研究;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波动性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波动性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呈现波动小幅增长趋势,且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六大电网覆盖区域间的消纳差别较大;电力投资额、跨区互联能力和人均GDP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电力需求量作用为正但影响力度较小,而火电装机容量作用为负,空间负向溢出效应显著。基于此,提出了促进波动性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建议。

减排约束下电力结构预测与优化研究--以江苏省2030年电力结构为例

以总发电成本最小为优化目标,考虑供需平衡、环境容量、技术扩散等影响因素,构建电力结构优化模型,分情景对2030年江苏省煤电和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基准情景中煤电装机容量预计为7 373万kW,新能源将达到5 357万kW;(2)需求情景中,随着电力需求增速加快,煤电装机容量占比将由67.1%下降至51.2%,而风光发电装机将分别达到14.7%和19.9%;(3)减排情景中,减排力度的不断强化将促使煤电进一步减少,而风光发电装机将增长至15.7%和19.5%。因此,江苏省应着重发展能源互联网,加快风光发电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

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间接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县级数据的合成控制法分析

国内关于自然灾害长期间接影响的研究较少,理清自然灾害的长期间接损失及其成因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与深刻政策含义。基于1994—2016年四川省181个县的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分别研究汶川地震对10个极重灾区经济产生的长期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汶川地震对灾区经济造成的长期间接影响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复兴”型灾区,包括茂县和彭州市,表现为2016年人均GDP恢复到了其反事实水平;第二种是“复旧型”灾区,包括汶川县、北川县等8个极重灾区,表现为2016年人均GDP未恢复到其反事实水平。2008—2011年,所有极重灾区经济恢复情况都比较好,2011年之后,“复兴”型灾区继续保持较好的经济恢复效果,但“复旧”型灾区经济恢复效果开始走下坡路,并可能形成“贫困陷阱”。在此基础上,结合罗默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分析汶川地震对经济长期间接影响异质性的原因,发现灾区经济恢复效果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2008—2011年经济恢复情况较好的原因是国家和当地政府进行灾后重建所拉动,2011年后“复旧”型灾区经济恢复变差的原因之一是灾区在重建过程中负债沉重,导致后期投资不足,且拥有较好的就业率和人力资本的灾区经济恢复会更好。由此,政府在制定灾后救援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减少初期灾害损失,还应考虑减少长期经济损失;灾区政府应当合理安排援建资金,将援建转变成一种机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实现企业战略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

北京市居民消费支出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世界各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引导低碳消费的大环境下,如何引导居民实施低碳消费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Tapio脱钩指数法与LMDI因子分解法,研究了居民消费支出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居民消费支出与碳排放总体上为弱脱钩关系,其中,居民食品烟酒消费和衣着消费与碳排放脱钩关系为强脱钩,居住消费与碳排放为增长耦合脱钩关系,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与碳排放为扩张负脱钩关系,其余为弱脱钩关系;居民消费碳排放强度对消费支出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具有促进作用,人均消费支出规模和人口规模具有抑制作用,居民消费结构是一个不稳定的影响因素。

中国省域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与成本分担研究

针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承诺,基于对中国2020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和减排成本的预测,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能源消耗等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30个省域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及其成本分担问题。基于各省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其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量进行了分配,基于各省域的二氧化碳消费量对其二氧化碳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担,并计算获得了各省域的补偿成本。研究结果显示: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域应该承担较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任务,广东、山东、江苏等省域应该分担较多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而广东、北京、江苏等省域应该向山西、内蒙古、河北等省域进行减排成本补偿。

基于组织间信任的客户参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研究——以风电企业新产品开发为例

客户参与下的新产品开发成为风电产业发展由"量"转"质"的关键途径,文章结合我国风电企业新产品开发的实际情况,建立客户参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理论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情感的信任对信息提供有正向影响进而提高新产品的开发速度和开发数量;基于认知的信任对联合开发有正向影响并有效提升新产品的开发质量。由此对我国风电企业在客户参与条件下新产品开发实践活动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公众认知与环境治理: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从漠视环境污染到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共赢,公众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认知转变代表了国家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将公众认知概括为两种:(1)清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个体无法因其社会贡献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作为公共物品数量的接受者而导致政府是整治环境污染副产品的责任者;(2)清洁环境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个体既是环境公共物品的享用者,也是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和监督者,由公众联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成为公共物品数量的决定者而导致合作治理是环境污染的一条有效解决之道。进而用个体偏好及效用函数的不同,来表征两种认知状态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态度与行为差异,在可比场景中推导环境公共物品的治理均衡。结果表明:前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相对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众的环保认识和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往往以环境公共物品数量接受者的身份观望,等待他人推进环境治理进程,政府此时发挥环境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主体的作用,将有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后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绝对规模之间密切相关,一个适中比例的群体规模,就可以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群体规模不是制约环境治理效果的障碍,公众认知状态及环境治理的成本投入才是影响环境治理均衡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提出加强环保相关科学知识传播,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使绿色发展投入与公众参与能力相契合;创新环境综合整治举措,使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指明方向与路径。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中国2030年CO2排放情景预测与减排潜力分析

建立了中国CO2排放情景预测与调控路径优化的集成分析框架,分情景预测了中国CO2排放趋势,测算了各部门的减排潜力并给出了相应的调控路径.研究表明,深度能源转型情景下中国CO2排放将在2025年实现达峰目标(102.54×10^8 t)并在2030年实现强度减排目标(0.65t/万元),同时煤炭消费将在2020年达峰(28.11×10^8 tce).未来中国CO2减排的关键在于挖掘经济增长、能源技术进步与能耗结构优化的减排潜力,特别是提高第二部门的能源效率,优化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能耗结构,以及调整第二部门、第四部门和第六部门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外,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源技术创新也是实现中国2030年CO2减排双重目标的重要保障.

制造商分担回收投资成本对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

文章考虑一条包含制造商、零售商、回收商和消费者的闭环供应链,在制造商分担回收商固定投资成本的情形下,分析供应链成员的决策问题。研究表明：对于不同回收难易程度的废旧产品,制造商分担固定投资成本可以有效提高回收率;制造商的回购价,新产品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均降低,而新产品的需求量提高;此外,制造商分担固定投资成本的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在制造商的分担比例小于临界值时,制造商分担比例越大,回收商的利润越大,然而当制造商的分担比例大于临界值时,制造商分担比例越大,回收商的利润越小,但个闭环供应链的整体利润提高。因此,要想确保闭环供应链各成员企业利益达到共赢,制造商应当分担较小比例的固定投资成本,即回收商仍然承担较大的回收投资责任。

长三角工业SO2排放驱动因素全周期因素分解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全过程控制的视角,采用LMDI完全分解模型对长三角城市工业SO2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源头驱动因子对长三角工业SO2排放表现为促增作用,而过程控制因子和末端治理因子则表现为减排效应。考察期内各影响因子的减排效应存在时空差异,末端治理是长三角各城市工业SO2减排的主要手段,其在经济发达城市的减排贡献较之于经济欠发达城市相对较小,经济增长则对工业SO2排放的促增作用最为显著但趋于减弱,而经济结构、煤耗结构和煤炭清洁利用的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且其减排能力提升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末端治理水平是当前减少SO2排放的通用型措施,而提高工业能源效率和煤炭清洁利用水平在未来则有更大的减排潜力。

基于函数型自适应聚类的股票收益波动模式比较

股票收益波动具有典型的连续函数特征,将其纳入连续动态函数范畴分析,能够挖掘现有离散分析方法不能揭示的深层次信息。本文基于连续动态函数视角研究上证50指数样本股票收益波动的类别模式和时段特征:首先由实际离散观测数据信息自行驱动,重构隐含在其中的本征收益波动函数;进一步,利用函数型主成分正交分解收益函数波动的主趋势,在无核心信息损失的主成分降维基础上,引入自适应权重聚类分析客观划分股票收益函数波动的模式类别;最后,利用函数型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类别收益函数之间波动差异的显著性和稳健性,并基于波动函数周期性时段划分、图形展示和可视化剖析每一类别收益函数在不同时段波动的势能转化规律。研究发现:上证综指股票收益波动的主导趋势可以分解为四个子模式,50只股票存在五类显著的波动模式类别,并且五类波动模式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本次研究区间的初始阶段。本文拓展了股票收益波动模式分类和差异因素分析的研究视角,能够为金融监管部门管理策略的制定和证券市场的投资组合配置提供实证支持。

为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多维度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地方政府竞争在我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核心的作用。从“为增长而竞争”的单一任务维度到“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多维任务维度,引入公共选择领域中的竞赛成功函数,在一个前后一致的逻辑框架下建立理论模型,讨论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有效性及作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不考虑多维度竞争绩效的测度成本差异,前者“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模式是后者地方政府“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激励模式的一个特例。聚焦新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多维竞争机制同样具有一维竞争机制信息需求量少的优势,与单一维度竞争机制相比,满足一定任务维数和获胜维数条件的合理多维竞争机制设计能够适应当前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更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总的努力投入水平。在对称纯策略均衡假定下,地方政府存在着同时获胜的可能性,需要根据任务目标进行奖励结构优化与匹配,在任务维数过多、资金负担较为宽松的场景,适当增加获奖数量,使地方政府从竞争中获益;在需要短期内见效的任务场景,减少获奖数量,确保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快速取得成效。地方政府的异质性特征不会改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却会降低地方政府总的努力投入水平,对机制设计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模型的前提假定和均衡结论,提出合理设置任务维度、权衡考核奖励数量、统一考核机制指标和缩小差异均衡发展等建议,以期更好发挥地方政府多维度竞争机制的激励效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之治”何以管用提供理论解释和完善路径。

近邻不如远邻?比较性信息反馈对节能的影响:空间距离视角

社会比较视角的信息反馈策略是低成本引导居民节能行为的有效行为学方法之一,但当前欠缺对其影响居民节能行为的心理机制和效应的研究。本研究从心理距离视角认为,比较性信息反馈中比较对象的空间距离和居民心理特征之自我建构的交互对居民节能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并提出了该影响机制的中介路径模型。研究发现:独立型的个体与远空间距离的比较对象产生的节能行为意向最高;当被试收到比远空间距离比较对象使用能源量更多的信息时,会产生更低的心理抗拒和更高的知觉行为控制,进而有更高的节能行为意向;心理抗拒和知觉行为控制在比较性信息反馈对节能行为意向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心理抗拒负向影响节能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节能行为意向;心理抗拒和知觉行为控制作为中介变量均受到自我建构的调节,在独立型自我建构情境下激发心理抗拒和知觉行为控制,进而影响节能行为意向,而在依存型自我建构情境下,比较性信息反馈未激发心理抗拒和知觉行为控制。研究可为针对不同类型居民制定精准用电信息反馈决策提供参考。

政府支出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TIRPAT拓展模型的面板实证

在STIRPAT模型基础上,加入政府因素,建立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利用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北京市、上海市相关的面板数据,对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人口数量、城镇化、人均GDP、能源结构、政府一般预算支出都会影响当地碳排放;其中城镇化、人均GDP、能源结构和政府一般预算支出每增加1%,碳排放会相应增加0.35%、0.16%、0.89%和11.97%;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次之。

回收责任分担视角下零售商主导闭环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研究

研究零售商主导的闭环供应链奖惩机制问题,分别建立了四个博弈模型:政府对制造商实施奖惩机制;政府对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实施奖惩机制以及同时对制造商和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研究表明:政府对制造商实施奖惩机制、政府对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以及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三种情形下零售价、回收率和批发价相等,且总利润相等;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实施奖惩机制与其它情形相比,废旧产品的回收率较低,批发价较高,且总利润降低,但四种情形下零售价相同;当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时,若制造商承担的回收责任较大,则闭环供应链成员都能从奖惩机制中获益。

长三角地区成品油应急储备布局优化研究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成品油消费量较高的区域,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成品油应急储备体系,对成品油供应中断事件的响应能力较弱。本文在确定储备基地、划分应急调运渠道的基础上,建立了成品油应急运输网络,并应用灰色预测和多目标优化模型对2020年成品油应急储备规模与布局展开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预警等级的提高,总体储备规模逐渐增加,各储备基地储备规模受覆盖范围和服务区域应急需求量的影响;应急调运方式由调运时间和成本共同决定,在调运距离较近时,铁路、水路和管道的应急调运量差别不大,调运距离较远时,铁路和水运表现出较大的优势。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快长三角地区成品油储备基地建设、完善成品油应急调运网络、建立联合储备和应急协调机制等政策建议。

考虑枢纽点失效和拥堵情形的轴辐式物流网络设计研究

枢纽点的失效和爆仓现象随着快递业务量的增长时有发生,为缓解枢纽点可能发生的失效和爆仓现象,基于0-1整数非线性规划方法,建立了考虑失效和拥堵情形的单分配轴辐式物流网络枢纽点选址及路径分配模型(SApHLP-RC)。模型以最小化物流企业期望运输成本为目标,通过采用改进的粒子群算法(PSO)对模型进行编程求解。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分析了该模型与传统轴辐式网络模型在物流网络设计方面的差异,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结果表明:考虑枢纽点失效和拥堵情形下的物流网络结构可以更好地实现物流在转运中心上的均衡分配,提高物流网络的稳定性。同时当枢纽点发生中断时,网络的优化设计可以为物流企业采取路径重置的应急措施提供相应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煤炭消费国、石油进口国,中国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中国能源发展对全球能源变革、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也有重要的影响。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能源问题,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的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能源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根本出发点、能源革命重要论述与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能源革命重要论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之间的内在关系4个方面,论述了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地方政府异质性与区域环境合作治理——基于中国式分权的演化博弈分析

传统经济学隐含的同质性假设无法解释中国不同地方政府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过程中表现出的矛盾行为,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研究陷入困境。通过剖析中国式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异质性的传导机制,从收入和偏好两个异质性维度出发,建立地方政府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地方政府关于环境合作策略选择的行为演化过程及其收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环境合作治理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偏好差异,以及对合作方的损失补偿或对不合作方施加监管与惩罚的力度。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加大对不合作者的监管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参与环境合作的概率;适度的偏好异质性有利于促进区域环境合作;而地区间收入异质性不利于促进区域环境合作;在两地方政府收入相当时,一方可以迅速模仿复制另一方的环境策略,表现为相邻地方政府的策略趋同。基于此,提出加强环境监督约束机制,合理设计现行政府激励机制,完善区域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环境转移支付制度等对策建议,以期推动中国区域环境合作治理高效执行,促进经济绩效向环境绩效良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