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评价与分析——基于江苏13个城市的问卷调查

基于生活满意度的"维度-区域-结构"分析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评价尚可,生活质量既存在区域性差异,又存在结构性差异。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异,可以看作是农民集中居住不同发展阶段的表征,大致代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结构性差异显示出生活质量内部各要素发展的不平衡,也凸显了生活质量指标中健康、居住环境、自身教育等的重要性。同时发现,当前江苏尤其是苏南、苏中地区失地农民的生活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传统上视失地农民为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看法需要改变,给失地农民去标签化。因此,可以将生活质量看作是江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效果的"指示器",并根据不同地区生活质量的实际,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

利益分化、差异共融与城中村治理

城中村问题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一种常态化典型现象,其研究正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转变,即转向对城中村社区居民诉求的关注。当前城中村社区居民的利益出现了分化,根据是否为“户籍人口”以及“嵌入性”程度指标,可以形成“村民-谋利型”“村精英-经纪型”“移民-谋生型”和“漂流族-落脚型”四种不同的利益类型。城中村治理实质上就是协调与整合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有效的城中村治理需要识别、尊重和满足不同类型群体的利益需求。以S村为例,基于不同群体的利益格局,要通过城中村治理来满足不同群体的合理需要,保障全体居民的环境公共利益,弥合不同群体的福利差距,从而促进新型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与城中村社区的融合发展。

“等级制”下的城镇化治理风险与改革路径——基于“反梯度理论”的探讨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协调区域发展的战略性规划,新型城镇化内蕴着城镇间公平发展的权利理念。然而,在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下,城镇间在资源集聚、发展权限、制度倾侧等方面逐渐演化出了一套完整的梯度＂等级制＂序列。这不仅使城镇间呈现出发展失调的＂两极化＂倾向,更进一步诱发了虹吸、截留、固化、排斥等诸多治理风险。追根溯源,＂等级制＂下的城镇化治理风险肇因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行政供给的错位。基于＂反梯度理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需要进行＂去等级制＂的供给侧改革以破解城镇间的结构性桎梏,满足制度供求的均衡,进而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留学回国人员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留学回国人员作为我国社会的重要新生力量,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留学回国人员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的重要性也逐步显现,也产生了参政议政的愿望。总体上,留学回国人员参政议政态度比较积极,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很高;但政治参与频度不高,参与渠道狭窄,参与效果不太理想。主要的原因在于,留学回国人员管理和服务机制不完善,留学回国人员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强。因此,要建立协调统一的留学回国人员工作机制,拓宽并畅通留学回国人员政治参与渠道,充分发挥留学回国人员社团组织的作用,强化留学回国人员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