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道德生活”:道德舆论研究的新进路

当代伦理学研究呈现出回归“道德生活”的发展趋势。在描述伦理学的异军突起与规范伦理学的深度变革中,道德舆论研究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并呈现出“道德舆论”与“舆论道德”两种研究向度。“道德舆论”研究强调立足道德生活的经验性视角,用多元话语分析方法再现道德舆论的话语呈现内容与话语建构方式;“舆论道德”研究力求基于道德生活的合理性视域,用话语伦理学方式考察道德舆论的合理对话构建问题。探索道德舆论研究回归“道德生活”的新进路,不仅将有助于描述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各自拓展和对话互动,而且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发展也有助益。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的脑机融合技术

脑机融合技术是以脑机接口技术为基础,在有机生命形式的大脑或神经系统与可感知、可计算、可执行的外部设备之间实现双向实时通讯的技术系统的统称。从理论上讲,该技术可以实现大脑到机器、机器到大脑、大脑到大脑等不同方式的信息传输、交流与操控,是生物端的敏锐感知能力与机器端的高速计算能力的结合。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脑机融合构建了由脑机接口技术实体联结而成的技术之网Net 1、脑机互联的混合智能之网Net 2以及“转译-动员”应用之网Net 3,并由此展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的哲学观,为该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必要的启示和审思。

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与治理探析--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

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医疗机器人的不断发展面临主体资质复杂、责任认定困难等责任伦理风险,医患关系重构、医患信任危机等医患伦理风险,数据质量与数据隐私等数据伦理风险,算法安全与算法偏见等算法伦理风险以及医疗资源分配正义风险。医疗机器人的伦理治理要以医学伦理和机器人伦理准则为依据,建立多元伦理治理体制,推动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探索自愿型、调节型与管制型等伦理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加快医疗机器人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发展。

新媒体语境下孝观念的当代呈现与话语建构--基于微博数据的NVivo 分析

现代社会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冲击,新媒体信息渗透对公众认知与观念形成也有着越来越深刻的建构作用。本文以微博平台上的孝事件为例,运用NVivo10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孝观念在新媒体中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及其隐含的话语权力关系。微博数据分析显示:不孝、不慈等负面事件在新媒体中的曝光率和关注度不断上升,新媒体话语凸显了孝慈对等的伦理新规范,显示出子代权力的上升和代际互惠逻辑的盛行。此外,数字鸿沟加剧了话语权的代际失衡,年轻一代成为家庭伦理的塑造者,老年群体则面临失语困境。当前,新媒体应当形成积极的价值引导,促进孝文化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中的现代转型。

双重风险:新城市老人养老资源的重构和解读——基于南京市M街道的调查数据分析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正在改变传统的养老模式,为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就地转化为或迁入城镇的新城市老人尤其面临着养老资源的重构。本文以养老资源变迁的动态视角为切入点,依据2015年在南京市M街道获取的入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指出城市化为新城市老人带来双重养老风险:代际关系嬗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式微,子代提供的养老资源不再可靠;同时,家庭外的社会化、机构化养老资源在新城市化地区发展滞后,尚不能为老年人口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弥补家庭养老资源的流失。为积极应对双重风险,文章分别从家庭、社区和制度保障层面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论伦理理解

多元主义时代,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主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当代世界,“伦理理解”的文化症候不断涌现,现实、历史与哲学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期待“伦理理解”。伦理理解,包括理解“伦理”与“伦理”理解,二者构成了伦理理解的基本范型。理解“伦理”,以伦理学基本问题(义利、名实、群己)的辩证统一,完成对于生活世界、语言世界和实践世界的辩证循环理解;“伦理”理解,以“伦理”理解世界,试图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走向当下现实的“伦理理解”,从主体性视角就是“类本质”意识的觉醒与自觉而生成的“类主体”,从伦理共同体视角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实践建构。

“色难”问题的精神哲学诠释

"色难"的精神本质是"伦理色难",色难问题反映了"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学基本问题,表现为伦理(实体)优先于道德(主体)的精神气质。通过借鉴黑格尔精神哲学方法,主张从精神哲学视角诠释色难问题,将"子夏问孝"的色难问题放置在"众人问孝"、《论语》"为政"篇以及整个《论语》文本结构中进行理解,剖析精神哲学中伦理优先与道德优先的学理分歧,揭示"色难"作为"伦理色难",根本上有别于西方苏格拉底式"道德悲剧"。

走出“小康瓶颈”的文化战略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底如何见“高”,如何是“全”？首先期待顶层设计层面的理论自觉与理念创新.作为一种当今中国社会最具表达力的话语,小康社会之所以得到全民的认同并具有巨大的动员力量,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国家战略,还因为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顶层设计的重要哲学问题是关于“小康气象”的理论自觉,以及突破“小康瓶颈”的理念创新.

公共健康的伦理博弈与道德边界——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证研究

公共健康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博弈。在两者的伦理博弈过程中,政府充当了中间的利益调和者角色。个体在实现积极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如不进行正当性考察,可能会造成对公共善的实际损害(或倾向);政府为了保护公共善,促进公共健康,可能会有意或无意侵犯到公众的消极个人权利。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不同类型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伦理博弈情境: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伦理博弈存在四大基本类型;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月收入水平的公众对同一情境的道德态度存在差异。政府在行使权力、保护促进公共健康时,应根据伦理博弈类型来全面、合理对待个人权利,把握好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道德边界,维护博弈的良性循环,以实现公共善。

现代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基于2017年全国道德调查的实证分析

家庭的伦理承载力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最具基础意义的条件,主要可以从代际交往、婚姻关系、同胞意识以及家庭伦理向国家和社会伦理的扩展等方面加以考察。2017年全国道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整体的精神价值依然强大,家庭伦理关系或血缘关系对社会秩序仍具有根本性意义。尽管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式微、婚姻包容度提升、亲密关系多元以及个体主义的崛起为中国家庭带来了新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成员互动模式,但这些并未削弱中国家庭的精神纽带和价值系统。现代中国家庭呈现维系共同体稳固和追求个体自由并存的新家庭主义特征。家庭在现代中国社会仍具有绝对的伦理意义。

论道德偶然性

道德是偶然的吗?道德偶然性理论何以可能?回答它们需要回应“道德的偶然性”“道德内偶然性”与“道德间偶然性”三个基本问题。“道德的偶然性”通过对道德与偶然性关系的历史梳理,呈现人类道德认识中的偶然性谱系,揭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的出场;“道德内偶然性”,在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中,阐释道德偶在、道德偶性与道德偶然的道德哲学范畴,探究道德偶然性理论话语体系;“道德间偶然性”,说明道德成为偶然之后,个体的道德行动与社会的伦理准则如何可能,回答道德偶然性的实践问题。道德偶然性理论将为后现代语境中的道德认知、道德行动与道德治理敞开全新的理论视域。

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共识的群体差异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共识生成的过程中,诸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差异,群体差异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规律。借助文化共识的研究和阐释框架,调查发现,当今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较小,收入差异、教育差异、群体差异最显著。其中,群体差异最重要,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收入差异和教育差异的整体性体现。群体差异呈现三大特点:共识中的差异、两极差异及关于伦理道德文化共识的群体差异。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期待进一步凝聚和提升共识,诸群体间的文化对话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人机共情”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社交机器人的发展延伸了人类社会交往空间的界限,“人机共情”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共情情感从人扩展到机器人,拟人化的技术使人机交互更加密切。人类共情和机器智能情感系统的本质决定了“人机共情”是一种不真实的、想象性的知觉现象,由此带来了自主性降低的伦理风险,具体表现为情感欺骗和行动力降低。通过反思经典的伦理学方法,从技术德性的角度出发,提出设计“有德性的社交机器人”和培养“人机共情”中人的德性两条路径,以规避伦理风险促进人机之间的深度融合。

“伦理旋钮”:破解无人驾驶算法困境的密钥?

针对无人驾驶面临的算法困境,有学者提出了“伦理旋钮”算法理论,认为将无人驾驶汽车的算法设置权交付给车主,能够化解无人驾驶汽车在发生事故后所面临的道德—法律归责困境。但该算法可能会陷入集体性的“囚徒困境”:大多数车主为自保而在算法设置上作出极端利己的选择,致使社会总伤亡程度增加。为此,课题组运用实验哲学研究方法,将其与现有伦理算法进行了经验性比较,数据表明:“伦理旋钮”算法理论虽没有完全消解道德—法律归责困境,但其在无人驾驶汽车事故归责方面要比其他算法更加明晰,具有明显的稳定性;该算法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囚徒困境”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出现,且具有更大的市场可行性。“伦理旋钮”算法理论为破解无人驾驶算法困境提供了可能方向,这是实验哲学研究方法在伦理学领域应用的有益尝试。

以工匠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基赋能

工匠,亦称匠人,在中国古代是指拥有高超手工技艺的能工巧匠。工匠精神体现了劳动者对产品生产独具匠心、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尽善尽美的坚持和追求,蕴含着严谨、执着、敬业、创新等可贵品质。在全社会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营造尊重工匠、崇尚劳动的社会风尚,培育精益求精、新益求新的工匠品格,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专家信任及其启示

自2019年岁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共战疫情、共克时艰。为深入了解疫情期间公众的专家信任和社会道德态度的变化,在疫情最为胶着的2020年2月中旬,课题组进行了为期5天、样本总量为10896的在线调查。调查分析表明:(1)公众对医药卫生方面的专家信任显著提升,引发了专家“人格信任”复兴,“系统信任”增强;(2)对一般意义上的专家群体的信任度无明显变化,专家信任的“豪猪困境”依然存在并持续有效,公众继续陷在虽不信任专家、但又不得不信任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中;(3)科学事实“政治化”与新媒体的“特殊催化”,使得专家信任复杂化;(4)锤炼专业技能,强化职业伦理教育依然是专家群体走出信任危机的首要途径。

“伦理学”回到“伦理”的实践哲学概念

伦理道德研究期待从"伦理学"向"伦理"的回归,这种回归是一种"伦理理论"到"伦理生活"的实践哲学复兴。面向"伦理生活"的实践哲学应当厘清德性生活、实践智慧与伦理实体等伦理概念。德性生活是实践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当代伦理道德实践就是从古典伦理学的"德福一致"至善追求,经过现代道德哲学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科学理性,回归到生活世界的"德性生活"。实践智慧是实践哲学的实践论形态,主要包括以人的感性为基础的道德的心理形态、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实践理性的科学形态与以人的德性为基础的伦理精神的精神形态。伦理实体是实践哲学的现实理念,是"伦理共体"的"伦理生活",从"实体下的个体"的古典伦理学演绎的伦理实体,经过"主体间性"的现代道德哲学公共规范,走向"具体个体的实体"的开放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