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区域的文化特质——米芾书画作品特征考论

江苏是长江经济带和大运河文化带的交汇省份,江苏镇江位于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之处,独特的地理位置浸润了镇江的磅礴豪气和秀丽之美,使其具有独特的文化流韵。而镇江作为米芾的定居地,二者产生了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米芾的书画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该文主要研究米芾居镇江时的书画活动,从镇江的文化底蕴层面,探究米芾书画作品中“不偶于俗”“快剑斫阵”“虚实相融”之意,以期为研究特定区域文化特质、米芾及其书画作品的现实意义提供参考。

踏寻《华山畿》文化现场——镇江华山村考察记

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组诗25首,第一首“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描写南徐(今镇江市)士子与华山女子生死不渝之悲切凄美爱情,可谓感天动地,千古绝唱。我在大学中文系讲授南北朝诗歌时,此诗必讲。每讲一次,师生皆为之动容,情不能已。

端午节多元文化的矛盾与融合之道

围绕五月的叙事出现了五月“活力吉祥”与五月“恶月”的两种矛盾表达。五月的“污名化”是端午节的一种外在呈现形式,其背后是善良与自私的较量,对五月的畏惧投射的是利益集团的现实需求。民众在不违背传统的大框架下,以美好生活与善良智慧为前提,在端午节俗中体现大爱,体现对于子孙兴旺的期盼,解构了五月“污名化”问题,很好地享受了五月的灿烂阳光。节庆的矛盾属性与统一性,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讨论端午节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应特别关注其矛盾对立要素在节日中的共融,从节日神话叙事的视角切入,呈现节日文化构成的矛盾-融合的独特规律。

乡村振兴视域下董永传说孝道文化景观叙事研究

目的:文章旨在挖掘董永传说孝道文化景观在乡村文化建构和振兴乡村孝文化精神方面的价值。方法:采用田野调查法、问卷法、访谈法对董永传说孝道文化景观叙事展开研究。结果: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传说景观被视为重振乡村传统文化、建构民众集体记忆的关键工具。董永传说孝道文化景观叙事在山东博兴、山西万荣、河南武陟、湖北孝感、江苏东台、江苏丹阳、云南新平、安徽马鞍山、南京江宁区共七省十一地形成了孝道文化空间,地方依托董永卖身葬父的孝道文化符号打造了一系列孝文化景观,如“佣耕侍父”景观群、“卖身葬父”景观群、“望仙盼母”景观群等,让景观成为记录传说的重要物质性载体的景观叙事手法,集中体现民众对董永孝道精神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一方面,董永传说在不同地域的历史语境下经历了复杂而丰富的演变;另一方面,传说与当地的孝道景观紧密结合,互相影响,不断产生新的叙事内容和文化形态。结论:董永卖身行孝的故事不仅是孝道景观建构的原始文本,还是七省十一地人民集体记忆之中的普遍性的文化内涵元素,对于重构和发扬乡村孝道文化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振兴乡村文化、构建和美乡村的过程中,有效保护和活化利用董永传说孝道文化资源成为沟通历史与现实、传承乡村孝道文化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纽带。

索莱尔斯中国文化观的三个阶段及其价值定位

法国文学的中国文化资源取径孕育了很多风格独特的法国经典作品。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当代法国作家中,索莱尔斯无疑是最具开拓意义的代表之一。索莱尔斯对中国文化的汲取,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从汉字到绘画,从道家到儒家,从间接认知到直接经验,都是一种积极的追求和选择。对索莱尔斯来说,中国文化不仅仅是一个作为异质他者的外在参照系,更是他积极吸纳非西方文化因素推动自身文本革命的重要路径,中国文化在其文学创造力及思想体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厘清索莱尔斯中国文化观的三次发展与定位,可为检视其文本革命的“中国特色”及相应的文化逻辑提供更为深入的认知,这其中纵然可见西方视角下的各种曲解与误读,然而一定程度上也闪耀着睿智与创意之光。

文士治生视域下“三言二拍”大运河描写中镇江元素探析

明清时期由于科举竞争激烈、社会心理变化等因素,文士治生现象发展得尤为繁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话本小说“三言二拍”的创作内容与内在倾向。同时,出于冯梦龙、凌濛初二人的生活经历,迎合市场需求,促进故事发展合理性等原因,“三言二拍”中出现了相当的文士治生与大运河元素,其中镇江作为两江汇聚之地,沟通南北之城,常常在“三言二拍”的大运河描写中发挥重要作用。

语文教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与化解之道

没有优质的语文教学研究,语文教师成长成才、语文教育质量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养都会落空。高校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师、中小学教师、各级教研员和语文圈外学者构成了语文教学研究的四支队伍。因为四支队伍的相对独立,导致语文教学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与割裂,一线语文教师存在重教轻研现象,语文教学研究深度、广度、科学性都有待提升。化解语文教学研究困境,需要采纳科学有效的举措,包括打破各种隔阂、汇聚不同教学研究力量、加强师范生教学研究能力培养、实现名师引领、整合教学内容、改变教研活动组织形式、优化培训方式等内容。

镇江爱国青年“杨门三烈”的 革命道路自信及其当代价值

镇江爱国青年“杨门三烈”为革命斗争献出了年轻生命,他们的精神在后世广为流传,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他们的精神弘扬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强化了时代新人的担当意识。研究“杨门三烈”的革命道 路,从其认同革命道路的起点、革命信念的发展与深化入手,评析其红色精神自信的历史意义,进而挖掘其当代价值,对 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从长安到润州——玉蕊花的迁徙及其文学意象变迁

玉蕊花是唐代名花,曾生长于唐代长安和润州两地,后因多次战乱消失于唐末。在长安,玉蕊花盛极之时有仙人下凡折花的传说,引发了咏花诗的创作热潮。在润州,李德裕以一首玉蕊唱和诗使润州玉蕊花闻名于世,后遂使玉蕊亭因之暴得大名,并成为后世文人歌咏的对象。对比两次创作热潮,可发现玉蕊花的文学创作经历了创作中心由长安到润州的变更,与此同时,玉蕊花的文学意象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创作主题由玉蕊花变为玉蕊亭,情感色彩由赞咏花事变为追忆怀古的趋势,最终玉蕊花的赏花游仙色彩减弱,逐渐成为文人怀古的寄托。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传承视域下的镇江“华山畿”传说生产性保护研究

“华山畿”传说是兼具传说、吴歌、诗歌、戏曲等多元叙事形态的民间文化资源,是传统村落——镇江华山村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而,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华山畿”传说和华山村传统村落文化面临严峻生存危机,亟需采取在可解读性原则下展开的民间传说生产性保护措施,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华山畿”传说的民俗经济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更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推动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思想与艺术审美十论

“孤篇横绝”、压倒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委实是一首将男女相思之情置于纯洁无瑕之月光下描写的最纯美、最澄明、最亲切、最温馨、最受人们喜爱的相思之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艺术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创新美,结构美,语言美,修辞美,韵律美,画面美,情感美,哲理美,意境美,禅意美。《春江花月夜》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影响后世极其深远。

古代游记文的文学化历程探究

学术界关于以游览为主题的文学文献的创始、发展历程的探讨新见迭出,并聚焦游记文的文体归属。而这种悬而未定的争论,伴随着游记文的产生发展一直未曾停歇,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古代书目中对游记文体的定位摇摆上。从历时性的角度考辨游记文的学术定位,分析游记文的破体现象,对探究游记文的文学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通识教育视域下高校农耕文化教学策略创新与实施路径突破研究

农耕文化教育具有鲜明的通识教育属性,并存在深入挖潜的空间。针对当今高校中通识教育普遍存在的痛点问题,结合农耕文化教学的改革必要性,分别从教学策略的创新与教学路径的突破角度展开研究,解决通识教育视域下农耕文化教学在高校开展的难点问题,进而有效推进农耕文化在育人领域的积极影响。

湖湘山水的文学书写——以晚清游记文为中心的考察

游记作品往往于风土人物的摹写中寄予情感心志,而将故乡作为游记描写的对象,对于作者的写作心理及地域文化之间的探析更具意义。本文撷取晚清湖湘地区的湘军将领、地方大儒及著名文士作为代表,对其游记进行分析解读,并探析其中所包蕴的情感意蕴与思想价值。

苏轼与镇江金山文化的交互影响

在苏轼的一生漫游中,镇江金山与其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轼"玉带镇山""妙高赏月"等传说轶事,使金山的佛教文化与世俗相关联,金山佛教文化带上了世俗化的意味。与此同时,金山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深深浸润了苏轼的思想,苏轼镇江金山诗常含禅意,这恰好给金山带来"蓬莱"仙山的文学美誉。

留学生跨文化生活适应度的调查——以江苏大学为例

本文通过对江苏大学留学生跨文化生活适应度的问卷调查及书面采访,考察留学生跨文化生活适应度,从日常生活、学习生活及人际交往互动三个方面进行调查分析,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旨在帮助留学生更快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便于学校对留学生进行更完善的管理。

建立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汉语语义教学体系

为满足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内涵发展的迫切需求,需要从语义范畴入手,构建一个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语义教学新体系。从目的论来看,这个体系的语义手段要描写恰当、语义特色要归纳准确、语义概念要提炼科学。从本体论来看,这个体系现阶段应包括虚词聚类和情态句式两大语义手段,在说话人的表达需求与可以使用的虚词、句式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使学生真正掌握用汉语表情达意的方法。从认识论来看,这个体系囊括了汉语的各种语义手段而又不纠缠语义,具有科学性、适用性。这一体系基于语义语法理念,立足汉语特点,主要是属于汉语教学语法的理论层面,也部分涉及语法教学的实践层面。它的进一步完善还有赖于理论语法研究的资源基础和语法教学实践的经验反馈。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从“吴声歌曲”看南朝时期的江南文化

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收录吴声歌曲三百多首，存于卷四十四至四十七中。作为南朝乐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贴近民风民俗的文学类型。吴声歌曲产生于江南,有大量诗歌描绘的是南朝时期的江南民俗风情和独特的生活场景。这些带有浓厚的吴地文化色彩的民歌，展现了一幅幅江南之景，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值得重视。

清代京江张氏家族文学创作论析——以张九徵、张玉书父子为例

江南历朝盛出文化大家,镇江的京江张氏乃江南地区名副其实的文化科举世家,门内读书入仕者甚多,其中张 九徵、张玉书（康熙朝宰相）父子官职最高,文学成就最突出,诗作颇具唐音特色,气势浑雅.张氏父子生平经历及家学渊源,对 其诗作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