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有”到“公有”:新中国初期北京江西会馆财产的清查与接收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同乡会馆的治理既有社会因素,又有经济需要,集中体现为对各省会馆财产的登记和接收。江西省会馆财产的清理与接收,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从地方公产转为人民财产的两个阶段,既利用了旅京江西同乡会,又借助了“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是在北京市民政局的直接领导下间接完成的。这一点,既反映了清末以来现代政权对民间组织不断侵蚀的趋势,又体现了新中国初期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特征。

重评清初“驱棚”--兼论运用地方性史料对清史研究的检讨

康、雍时期,江西土著居民屡将"棚民"整体"盗贼化",多引证康熙平定"三藩"期间在袁州府成功"驱棚"之故事。袁州府成功"驱棚",可能是康熙年间大规模驱赶移民的唯一事例,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操作条件。从康熙十三年开始,吴三桂叛军与清军在江西拉锯争战多年,袁州地方社会的族群矛盾被大规模激化,以闽籍移民为主体的"棚民"参加了叛军,此地再次沦为战乱重灾区。到康熙十七年初,控扼要道的袁州府之安危,决定着清军入湘平叛的成败。此时动用军队驱逐"附逆"的"棚民"势在必行,体现了一种军事打击而不是民事行为。因此以往史论中既全面肯定康熙平定"三藩",却又对清军"驱棚"加以非议,显然自相矛盾,应予深入讨论和重新评价。相关著述引用清中后期修成的方志论述清初移民和"驱棚"事件,留下不少以讹传讹的问题,值得深思和警觉。学者应跳出传统"农民战争"研究的视角,对土著民众的苦难遭遇及利益诉求予以理解和重视,进而将不同地区的"三藩"战事考察,从单纯的政治史、军事史,深化为一部有血有肉的明末清初区域社会生活变迁史。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中正大学《南洋》季刊经眼录及南洋校友追寻

作者依据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的国立中正大学《南洋》季刊创刊号,首先对其版式和基本内容加以介绍,继而考察中正大学的华侨学生概况,并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洋"状况,说明地处"内地"和"后方"的中正大学所以会有华侨学生,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全部被日军占领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并由此来体会《南洋》季刊中作者们的思乡之情和抗敌决心。作者还根据一些文献和网络资料线索,对中正大学南洋校友的去向和身后之事加以初步考证,借以唤起对这批老校友的寻踪和尊重。

清代萍乡许真君信仰的发展与乡村权力格局的演变

清代萍乡的许真君信仰不仅呈现出正统化和市场化的趋势,还经历了地方化的过程。清溪万寿宫创建时参与者的社会身份构成,是明末清初图甲系统重组和商人组织所导致社会权力结构多元化的结果。清中叶以后万寿宫管理权由多姓到一族的变化,则是科举、家族等因素导致社会权势转移的集中体现。萍乡许真君信仰的历史既反映了明末以来乡村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和时代特征,又揭示了许真君信仰背后的文化逻辑和社会机制。

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本文结合20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渔业生产环境和秩序的剧变及渔业资源争夺问题,解读由一位渔民精英保存并继续"生产"的一批民间文献,重点探讨两修《张氏宗谱》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原因。"四林"张氏在道光年间拟制出源远流长的谱系,且以诗书传家人才辈出自诩。到1946年修谱时才有条件地把"三张"渔民世系收为大房,折射出光复之后地方家族势力的新举措,并可能借此为选举县参议员拉票。1988年再次修谱,"三张"渔民成为倡导者和骨干,并将捕捞区域图附入新谱,借此反映渔民的焦虑和利益诉求,张氏宗谱明显"渔民化"。由此反映民间文献也有其不断"生产"和更新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更为频繁,故宜作"短时段"划分,对民国地方史料作更确切的把握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