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性

一 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性，具体表现为某些后现代性的创作风格与艺术倾向，如写作态度上对社会化写作的解构与反叛，对现实的怀疑与自我中心主义；叙述方式上解构宏大叙事，走向平面化、零散化、游戏化的叙事；价值取向上对“中心化”意识形态价值与“精英化”审美价值的消解，导向世俗化、平民化、庸常化；语言风格上的调侃、反讽、嘲弄性、鄙俗化，等等。有学者认为：“后现代文学是一种以精神意义虚无为前提的文学，它以技术主义的无限生产为原则，以消费主义的欲望扩张为动力。

当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后现代性

后现代性交织着解构性与重构性的双重变奏。当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后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对"中心论"和"本质主义"之类文艺理论观念的质疑与消解,由此导向对文艺本质特性的多向度探寻,以及文艺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探索,从而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研究的新格局。这既使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充满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某些新的片面性。如何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中寻求多元综合与创新,是当代文艺理论批评面临的新问题。

论当代文化批评的四种形态

晚近三十年,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文艺学界出现了文化批评。其中有出于对大众文化兴起所产生的认知兴趣,于是兴发阐释批评;也有因知识分子身份变迁的焦虑,所以才激发了批评的冲动;还有为了突破学科化的规约,或知识人本有的公共诉求等不同原因所导致的文化批评实践。凡此种种所建构的文化批评,可以被分为作为"大众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化讨论"的文化批评和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等几个类别。考察诸种文化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它们之间有区别,比如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不同侧重,在公共性的观念上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但总体而言,它们都有跨学科的知识视野、面向当下社会文化发言的公共情怀以及维护知识生产的有效性的自觉等共同的习性。继承文化批评近三十年的传统,对于当前文艺、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鲜明地指向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主导形态的建设,致力于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下主导性存在地位的确认和强化。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在当下时代与世界语境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视野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形态的坚持与发展。文学批评研究者需要有效而明确地确立其总体理论态度,形成一些基本的理论观念,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的基本特质与精神出发,积极开展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建构。

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之辨

在当前学科意识僵化的情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应该认清过分强调学科意识的弊端,努力寻求文艺学研究中的问题,更加关注提问的方式,加强方法的结合和转换,走综合研究的路子,从而有效突出和深化问题意识。研究认为,问题意识的强化有助于打破已有的僵化的学科意识,拓展文艺学的研究视域,建立独立清醒的学科意识,而独立的学科意识反过来又能增强文艺学学科的吸纳能力;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相辅相成、有效互动才是推进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

杨晦文艺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历史贡献

作为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世纪学人,杨晦不仅见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同时还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产生发展的各个环节。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杨晦将创作、翻译、批评、文论、哲学、历史融为一炉,中西汇通,博观约取,自铸伟词,显示了老一辈文艺理论家的学术襟怀与思想风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杨晦与冯至等人共同创办"沉钟社",通过话剧创作、外国文学译介等形式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建设。40年代,杨晦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文艺社会"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地基,对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展开了精辟深入的读解评骘,显示了一个现实主义批评家执著的理性批判精神。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提出了文艺"公转""自转"说、"农民派"、"农民文艺"等理论范畴。50年代,杨晦致力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在元曲研究方面用功颇勤,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杨晦晚年专情于培植学术后进,当今诸多学术名流均为其门墙,为中国当代学术人才梯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视野、大文论与大著作——评杜书瀛先生新著《从“诗文评”到“文艺学”》

杜书瀛先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前辈学者,对于学术他始终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态;近年来依然笔耕不辍,而且,在自己的学术领地里成绩斐然.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近三千年诗学文论发展历程的别样解读》是他的又一力作,应该说,这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来经验积累及其深厚学养的一次集中体现.细致拜读之后,笔者形成了一些鲜明而又强烈的主要印象,也围绕着它们有了些许认识和思考,现分述如下.

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当代文论新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是当代文论史上的重要学术事件。围绕着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已然深入到知识学层面,出现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陶东风是这一学术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他的文学理论知识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但是,他的反本质主义并非否认任何本质,以至于认为文学没有本质。毋宁说,他持的是建构主义文论观念,即认为文学是有本质的,只是这本质是建构的,因此是可以反思的。随着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深入,陶东风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生成为了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形态。它具有反思性、自觉性与公共性特点,是值得承继的当代文论形态。

深化文艺美学研究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美学不仅是一门学问、一门学术,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智慧。当代美学研究要实现从知识和学问向精神和智慧的提升,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必由之路。中华美学是世界上最重视生命价值与精神追求的美学形态,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文艺美学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兴"是中华古典文艺美学中最重要最具民族特色的基元性范畴,"兴"论美学是中华古典艺术和美学的文化原型,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最生动的集中体现,"兴"论美学研究对于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立足文艺美学研究角度,以中华古典兴论美学为例,探讨如何深化文艺美学研究,实现兴论美学的现代转化,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论古代小说代指性人物的叙事功能及其文学意义——以王婆描写为中心

"王婆"这一指称符号在古代文献中普遍存在,以古代小说作品较为突出。王婆是古代小说中代指性人物与卑微角色的典型代表,此人物处于实体人物与虚化人物的中间地带,主要是作为功能性角色而出现的,具有符号指涉、关锁情节与"闲叙"生事等多重叙事价值。王婆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不属于类型人物或扁形人物,它对于通俗小说创作与发展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凸显通俗小说的编创特性与文体品味、反映小说人物角色设置与叙写的复杂性、演绎经典小说的经典效应等三方面。古代小说中王婆们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关于人物叙写意义的不同向度。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以先秦孔门儒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意义和逻辑关联。《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体现了先秦时期时间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双重转变。"天文"是"天时"的外化形式,在先民的意识和行为中经历了"自然时间神灵时间道德时间"的降解过程,它构成了"人文"的逻辑前提。"人文"追求永恒的道德典律,呈现为一种"超时间"。"天文"与"人文"都是"道"的变现形式,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文学的本源,并对后世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孔子时代,时间与神灵、王权进一步剥离,呈现为一种天人相参、活泼机变的时机化时间。"人文"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体现为"仁义"、"礼乐"、"中庸"、"君子"等富含时间意蕴的价值新标的,两者相辅相成,最终影响到孔子对文艺本质功用的认识及其时机化的解诗方式。孔子所提出的"游于艺"与"成于乐"等诗学命题具有丰富的时间意蕴,它显示了一个"时者"看待文艺本质功用的存在论视角。"游于艺"亦即"游于时",是在一种非对象化、非现成性的审美时间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取象于天时的"乐"昭示着天地大化不断创生的过程,同时也在"既济未济"、"终始"的转续中凸显生存本身的"无竟性"。孔门师徒以时间性思维解诗,多在诗歌情境的转换中引发领会仁德等重大问题的时机。

禅宗与江西宋代散文的文化景观

禅宗和文学同时在江西宋代达至鼎盛并在全国引领风骚,由此构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关于禅宗与文学之间的联系,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诗歌领域,其实禅宗对散文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仅就江西宋代散文的内容而言,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记载禅宗历史或阐释禅学思想;忘怀荣辱的达观胸襟与向往闲适的人生理想;人生如寄与世情梦幻的生命感叹。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生与影响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但只有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诸多社会文化历史事件之后,知识精英的文化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故,宏大叙事归于了沉寂,故有的激情和理想逐渐降落在了学术场域之中,此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切实发生才有了可能。就此而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甫一发生,就推动了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语言学转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表征了文学理论与批评已然不是文学的理论与批评,而毋宁说是一种与文学性有关的文化政治活动。

当前文艺与理论批评中的审美价值观

当代文艺不断向审美价值立场回归,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如何理解文艺的审美特性与价值功能,实际上存在很大分歧。当前文艺审美观念上的一些偏向,必然会影响文艺实践中的审美价值取向。文艺审美本性论、审美快感论、审美日常生活化是当前文艺与理论批评中影响较大的审美价值观。事实上,文艺审美本性论,意味着文艺拒绝责任与使命,仅仅以自我为中心,自娱自乐;既不能解释文艺的历史发展,更无法回应当今时代文艺的发展要求。审美快感论使审美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被替换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感官欲望的放纵,使人的精神美感下降为动物式的官能快感。这不仅会造成审美本身的异化,同时也将导致人性的异化。文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一方面使文艺从精英回归大众,从艺术回归生活,在民间生活中获得生命力及消费市场;但另一方面,文艺审美也往往不得不屈从日常生活中审美消费的潮流,从而不断降低艺术审美的水准,消解真正的艺术审美精神。

文化诗学:如何“审美”怎样“大众”?——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转型问题再讨论

文化诗学乃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种诗学话语。它一方面坚守审美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回应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现实,建构了一种有效的理论阐释模式。然而,文化诗学与审美及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依然值得加以深入讨论。文化诗学所倡导的审美,其内涵若不作调整,不将审美与公共性相关联,终将难以实现其文化批判功能。文化诗学在面对大众文化的时候如果不改变思维方式,不将其批评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特定的体制环境相勾连,其批评也难以奏效。文化诗学只有处理好与审美及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才能承担其学术使命,从而更好地推动当前文学理论学科的转型和发展。

当代学院批评的情境与问题

在当代文学批评地形图中，学院批评显得越来越醒目；不过，社会关于学院批评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学院批评的批评，通常把学院批评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大多指责学院批评的症状，而不想理解与学院批评症状相关的历史和现实情境，更不愿深入思考其症结。其实，说到底还是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可以说是文学知识分子同一性丧失的结果，当然，

明初方外诗坛生态论考——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

明初方外诗坛的生态,与洪武朝的佛教政策的变迁休戚相关。洪武前期,明太祖对佛教主要采取尊崇、怀柔的策略,很多有影响的诗文僧都出入掖庭,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甚至与明太祖赓诗唱和;而洪武中后期则逐渐转为整顿、抑制为主,一些诗文僧或惨遭流放,或罹"文字狱",或坐"胡党案",丛林一时噤若寒蝉。此种丛林生态,深刻地影响着明初诗文僧的创作,他们一方面以"善世"、"遍应"等庄严佛曲歌赞新朝,另一方面则曲晦地表现出畏祸的心态。

“差异即对话”:作为全球化理论的本体观——以金惠敏《差异即对话》为中心的阅读

全球化依然是当前社会文化的现实,甚至依旧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基于这一认知,全球化理论依然是需要讨论的话题。在对全球化的现代性逻辑和后现代性效果有了充分的学理分析后,金惠敏提出了“全球对话主义”的理论。《差异即对话》一书所提出的“差异即对话”乃是其全球化理论的本体观。依其之见,世界是差异的,每个民族都有其自性的文化,但差异的世界是对话的,对话不是为了完全消灭差异,而是通过对话将差异带入更好的差异状态。任何民族文化因此都有对话的内在诉求。对话让每一民族的文化得到照亮。以道观之,“差异即对话”的观念是深刻的,同时也有助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文化建设。

美育越来越成为一门现代学科——以杜卫《美育学》为中心的阅读

作为现代学科建制的美育,是我国现代性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门现代学科。有清晰美育学者身份的杜卫出版的《美育学》是其美育研究的集大成式成果。由于其自觉的美育学意识、自觉的“中国现代性”美育意识和自觉的学校美育意识,使得美育越来越成为一门现代学科。杜卫《美育学》对于美育专业化建设、美育的社会功能发挥以及现代自我的审美教育等,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然而,在美育越来越成为现代学科之时,也要警惕其学科化之弊,同时还要更为合理地理解“中国美育学”。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若干思考

历史地评价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需要关注其得以产生的语境。《讲话》中最富有创造性、最能体现毛泽东文艺学思想的实质,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展史上卓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这两个问题的论述。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讲话》成为了新中国文艺运动的"共同纲领"。其基本精神在历史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