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当代文论新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是当代文论史上的重要学术事件。围绕着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已然深入到知识学层面,出现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陶东风是这一学术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他的文学理论知识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但是,他的反本质主义并非否认任何本质,以至于认为文学没有本质。毋宁说,他持的是建构主义文论观念,即认为文学是有本质的,只是这本质是建构的,因此是可以反思的。随着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深入,陶东风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生成为了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形态。它具有反思性、自觉性与公共性特点,是值得承继的当代文论形态。

杨晦文艺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历史贡献

作为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世纪学人,杨晦不仅见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同时还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产生发展的各个环节。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杨晦将创作、翻译、批评、文论、哲学、历史融为一炉,中西汇通,博观约取,自铸伟词,显示了老一辈文艺理论家的学术襟怀与思想风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杨晦与冯至等人共同创办"沉钟社",通过话剧创作、外国文学译介等形式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建设。40年代,杨晦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文艺社会"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地基,对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展开了精辟深入的读解评骘,显示了一个现实主义批评家执著的理性批判精神。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提出了文艺"公转""自转"说、"农民派"、"农民文艺"等理论范畴。50年代,杨晦致力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在元曲研究方面用功颇勤,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杨晦晚年专情于培植学术后进,当今诸多学术名流均为其门墙,为中国当代学术人才梯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深化文艺美学研究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美学不仅是一门学问、一门学术,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智慧。当代美学研究要实现从知识和学问向精神和智慧的提升,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必由之路。中华美学是世界上最重视生命价值与精神追求的美学形态,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文艺美学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兴"是中华古典文艺美学中最重要最具民族特色的基元性范畴,"兴"论美学是中华古典艺术和美学的文化原型,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最生动的集中体现,"兴"论美学研究对于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立足文艺美学研究角度,以中华古典兴论美学为例,探讨如何深化文艺美学研究,实现兴论美学的现代转化,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当代文论研究:反思、调整与深化

近一时期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形成了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新一轮历史循环运动,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和新问题。针对这种新变化和新问题,有必要在反思中调整理论立场和研究思路,以适应当代文论进一步建构和创新发展的要求:一是由追逐"文化研究"回归到立足"文学研究";二是由注重阐释现象回归到致力思考问题;三是由注重生产"知识"回归到努力重建"理论"。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站在建构性的理论立场,可以寻求朝着人学的方向,从人学与美学的视界融合中来观照和研究文学问题,在事实与价值、学理与信念统一的基础上,深化推进当代文论的理论建构。

论古代小说代指性人物的叙事功能及其文学意义——以王婆描写为中心

"王婆"这一指称符号在古代文献中普遍存在,以古代小说作品较为突出。王婆是古代小说中代指性人物与卑微角色的典型代表,此人物处于实体人物与虚化人物的中间地带,主要是作为功能性角色而出现的,具有符号指涉、关锁情节与"闲叙"生事等多重叙事价值。王婆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不属于类型人物或扁形人物,它对于通俗小说创作与发展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凸显通俗小说的编创特性与文体品味、反映小说人物角色设置与叙写的复杂性、演绎经典小说的经典效应等三方面。古代小说中王婆们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关于人物叙写意义的不同向度。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以先秦孔门儒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意义和逻辑关联。《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体现了先秦时期时间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双重转变。"天文"是"天时"的外化形式,在先民的意识和行为中经历了"自然时间神灵时间道德时间"的降解过程,它构成了"人文"的逻辑前提。"人文"追求永恒的道德典律,呈现为一种"超时间"。"天文"与"人文"都是"道"的变现形式,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文学的本源,并对后世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孔子时代,时间与神灵、王权进一步剥离,呈现为一种天人相参、活泼机变的时机化时间。"人文"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体现为"仁义"、"礼乐"、"中庸"、"君子"等富含时间意蕴的价值新标的,两者相辅相成,最终影响到孔子对文艺本质功用的认识及其时机化的解诗方式。孔子所提出的"游于艺"与"成于乐"等诗学命题具有丰富的时间意蕴,它显示了一个"时者"看待文艺本质功用的存在论视角。"游于艺"亦即"游于时",是在一种非对象化、非现成性的审美时间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取象于天时的"乐"昭示着天地大化不断创生的过程,同时也在"既济未济"、"终始"的转续中凸显生存本身的"无竟性"。孔门师徒以时间性思维解诗,多在诗歌情境的转换中引发领会仁德等重大问题的时机。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生与影响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但只有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诸多社会文化历史事件之后,知识精英的文化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故,宏大叙事归于了沉寂,故有的激情和理想逐渐降落在了学术场域之中,此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切实发生才有了可能。就此而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甫一发生,就推动了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语言学转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表征了文学理论与批评已然不是文学的理论与批评,而毋宁说是一种与文学性有关的文化政治活动。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互文性”思想研究

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争的现象,然而又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在其文学批评中详细探讨了文学文本间的相互"影响"问题,认为文学文本间的互相影响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互相借用的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和彼此创新是互文本的生命力所在。这正是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互文性理论的要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下,李健吾的"影响"论观点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也彰显出他文学批评思想的理论张力和强烈的现代意识。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突围与概念体系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现已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仍然比较突出,主要是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还严重缺失,有关文学地理的实践研究尚未能提升为学理的思考。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突围关键在理论建设。而理论建设,又尤其需要有概念体系的建构。其概念,似应从地理空间、文学地理空间这两个核心概念出发,延伸开来,大致有以下概念群落:区域与地方、场所与空间、地方经验、地方感、地理意象、文学景观。

文化诗学:如何“审美”怎样“大众”?——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转型问题再讨论

文化诗学乃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种诗学话语。它一方面坚守审美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回应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现实,建构了一种有效的理论阐释模式。然而,文化诗学与审美及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依然值得加以深入讨论。文化诗学所倡导的审美,其内涵若不作调整,不将审美与公共性相关联,终将难以实现其文化批判功能。文化诗学在面对大众文化的时候如果不改变思维方式,不将其批评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特定的体制环境相勾连,其批评也难以奏效。文化诗学只有处理好与审美及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才能承担其学术使命,从而更好地推动当前文学理论学科的转型和发展。

当代学院批评的情境与问题

在当代文学批评地形图中，学院批评显得越来越醒目；不过，社会关于学院批评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学院批评的批评，通常把学院批评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大多指责学院批评的症状，而不想理解与学院批评症状相关的历史和现实情境，更不愿深入思考其症结。其实，说到底还是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可以说是文学知识分子同一性丧失的结果，当然，

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之辨

在当前学科意识僵化的情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应该认清过分强调学科意识的弊端,努力寻求文艺学研究中的问题,更加关注提问的方式,加强方法的结合和转换,走综合研究的路子,从而有效突出和深化问题意识。研究认为,问题意识的强化有助于打破已有的僵化的学科意识,拓展文艺学的研究视域,建立独立清醒的学科意识,而独立的学科意识反过来又能增强文艺学学科的吸纳能力;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相辅相成、有效互动才是推进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

作为学科反思的当代文学理论史书写个案

在晚近二十余年的文艺学学科反思中,出现了一种以书写学科历史的形式来展开学科反思的做法。综观之,历史书写的学科反思往往有时段差异,但重要的往往是百年、六十年和三十年等几种时段的书写。选取其中个案予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养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历史感和自觉性有重要意义,并有助于文学理论学科听取到建设性的有价值意见。因此,这种文艺学学科反思是值得学界予以关注的。同时,文艺学学科历史的书写也有必要在学科反思的框架下来实践和认知,否则其意义恐怕得不到彰显。

大视野、大文论与大著作——评杜书瀛先生新著《从“诗文评”到“文艺学”》

杜书瀛先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前辈学者,对于学术他始终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态;近年来依然笔耕不辍,而且,在自己的学术领地里成绩斐然.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近三千年诗学文论发展历程的别样解读》是他的又一力作,应该说,这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来经验积累及其深厚学养的一次集中体现.细致拜读之后,笔者形成了一些鲜明而又强烈的主要印象,也围绕着它们有了些许认识和思考,现分述如下.

现代传媒生态下的文学转型研究

传媒对社会的影响越发明显,日益展现出来一种对于社会现实强大的重新塑造力量。因此,将传媒引入文学转型研究就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重点放在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及中国作家现代转型的交互关系上,详细阐述现代传媒影响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认为现代传媒在多个维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对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文体选择和话语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育越来越成为一门现代学科——以杜卫《美育学》为中心的阅读

作为现代学科建制的美育,是我国现代性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门现代学科。有清晰美育学者身份的杜卫出版的《美育学》是其美育研究的集大成式成果。由于其自觉的美育学意识、自觉的“中国现代性”美育意识和自觉的学校美育意识,使得美育越来越成为一门现代学科。杜卫《美育学》对于美育专业化建设、美育的社会功能发挥以及现代自我的审美教育等,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然而,在美育越来越成为现代学科之时,也要警惕其学科化之弊,同时还要更为合理地理解“中国美育学”。

创新型学者与中国化的文艺理论研究--王建疆的文艺理论研究论略

依据阐释学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会因各自的前理解差异,并通过视域融合而获得理解的效果史,这就保证了研究的开放性、可能性和持续性。然而,在学术研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对任何问题进行再研究再阐释都并不容易。当此时,立足于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保持求新求异的创新思维,从事有本土性和中国化诉求的研究都是有可能取得新成绩的。王建疆的文艺理论研究即是如此应对的,他为此取得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其中还不乏原创型话语。诗歌意境生成论主要结合中国文化来理解意境的生成,敦煌艺术再生论实现了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艺术文化的本土化建构,别现代主义则是基于当下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升华与原创。综观之,这些成果都可归为中国化的文艺理论研究,值得学界关注。

回到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初衷——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再讨论

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初衷是要推动教材文学理论的建设。学界对此初衷存在有意无意的忽视。这就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学术型研究不与教材文学理论的建设相互发明,二者之间不能形成召唤应答的良性关系,并最终使得创建既具有时代感又能够适用于教学的教材文学理论得不到落实。虽然学科型文学理论与教学型文学理论有关联,但学科型文学理论更注重学科的基本学术问题,而教学型文学理论往往注重以学为主,偏重于考虑学习者的能力和需要等各个方面。教学型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理论知识"再生产"无疑有益。因此,对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教材建设问题再讨论便是有价值的,值得学界投以更多关注。

新怨恨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发现

重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发现怨恨是其最基本的现代性体验模式。继刘小枫在神学与社会学学科以及王一川在近代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之后,笔者将怨恨题域引入和推进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中。怨恨的发明并不在于舍勒,无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存在有多少,但其深层的核心母题是怨恨,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与外国文化中的怨恨有着很大不同,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怨恨则有着很大的渊源关系,然而自鲁迅开创了现代怨恨主题后,中国文学的怨恨已经具有很多不同于古代的现代性特征。

论新时期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生成及其公共性

新时期审美范式文学理论在当代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审美范式文学理论是在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理论资源、学术事件等多方因素的作用下逐渐生成的。在文学理论范式转型与知识合法性重建的进程尚未完成之时,从公共性的角度对它进行分析和反思是有必要的。文学观念趋于多元、“有学术”的文学理论论争、有文化抵抗意味的文论话语生产等公共性特征是值得赓续的审美范式文论传统,但审美范式文学理论对审美作“意识哲学”的理解以及它可能存在的本质主义知识观则需要反思、调整和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