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探索

流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场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环境治理难题频出。随着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和广泛运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领域逐渐构建起具有协同治理性质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政策,协同治理理论与我国生态环境政策之间的耦合不断增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绿色意义不断凸显。为此,有必要在实践层面积极探索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具化设计,重点做好顶层设计,推动立法协同;明晰权责关系,实现治理主体协同;设定基本框架,厘清治理制度协同。

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的多维分析及其实现

生态环境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内各环境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应对其进行整体性保护与治理。随着跨域环境诉讼案件的增多,司法机关逐渐意识到传统的与行政区划高度重合的环境资源司法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诉讼案件。在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指引下,我国的环境资源司法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方法论对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进行重新建构,通过环境资源司法机关的内部与外部双向协同,以及司法全过程的协同推动环境资源司法朝向“司法协同”方向发展,并建立相关制度保障确保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能够有效运行,切实发挥其制度效能,实现构建司法协同机制的目标。

自然资源特许权的法律性质与规范调适

自然资源特许权的法律性质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公法物权说与私法物权说成为自然资源特许权法律性质的争议焦点。我国自然资源特许权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为权利基础,具有公共性、公法性与财产有限性,应当被视作一项公法物权。自然资源特许权秩序的运行,既涉及全民利益的实现,也要求国家积极履职、规范行使权力。确保自然资源特许权的运行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关键在于规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加快自然资源特许权物权化构造及健全自然资源特许权多元化救济机制,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提供基本保障。

论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的完善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在我国是一项新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它对恢复和治理我国矿山环境,构建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体系,创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这一政策措施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立法上建立和完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

环境权理论的发展与环境权入宪的反思

环境权适应协调人类环境利益和人权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我国环境权理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传统法律的经验性特点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进程,推动了学界对环境权入宪问题的探究。我国目前仍不完全具备将环境权写入根本大法的物质和思想基础。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单行法的立法上对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和环境信息的知悉权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并加强环境权益的司法保护,待时机成熟后再考虑将环境权写入宪法。

两相厌氧工艺处理生活污水的试验研究

新型高效厌氧反应器的发展使生活污水的厌氧处理成为可能。采用动力学控制进行相分离,并对其处理生活污水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两相ABSBR(恒水位操作厌氧生物膜序批式反应器,Anaerobic biofilm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ABSBR)工艺能发挥产酸相和产甲烷相各自最大的活性,两相ABSBR系统能提高有机物和悬浮固体的去除,能够使出水直接达标;此外还具备较强的抗冲击负荷和抗低温能力。

我国稀土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探讨

稀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稀土资源开发中,产生了水、大气、土壤污染以及土地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从法律角度分析,国内相关立法的缺失、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相关法律政策的执行与监管不力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对此,建议完善相关环境立法,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基本制度,加强环境执法与监管力度。

论法院处理环境纠纷案件中的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是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我国法院在发挥司法能动性,处理环境纠纷案件方面作出了大量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法院在发挥司法能动性处理环境纠纷案件中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握法院在环境纠纷案件处理中司法能动的向度,落实司法独立,引导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努力培养环境司法专业人才,发挥法官适用法律的能动性。

农业环境纠纷的多元化处理机制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不断加剧并引发各种纠纷。但现有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以行政裁决和诉讼为主且存在各种弊端,难以适应农业环境纠纷处理实践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处理农业环境纠纷,实现环境正义,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建立由和解、调解、行政裁决、仲裁和诉讼等多元化的农业环境纠纷处理机制,并针对该多元化的纠纷处理机制,采取相应措施完善这5种纠纷处理方式,以便更加有效、和谐地处理农业环境纠纷,化解各种因农业环境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法律支撑。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我国环境监管的困境与出路

从广义上理解,我国环境监管包括统一监督与分部门、分级相结合的行政监管,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组成的国家监督和政党、社会组织、公众、新闻媒体等组成的非国家监督。但如此庞大的环境行政监管和环境法治监督体系未能根本改变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因而有必要跳出制度设计本身,引入相关的社会科学前沿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把环境监管放在社会资本的网络关系中研究。从社会资本的网络视角来看,环境监管的困境体现为网络缺失,即网络的封闭性不足和"结构洞"过多、权威关系不足与权威关系过度并存、纵横向网络与强弱关系的结构不尽合理。走出环境监管的困境,需要推动国家法团主义走向社会法团主义来优化环境监管的网络关系,发挥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协同作用,以增加环境监管的社会资本投入。

鄱阳湖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鄱阳湖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其治理仍靠政府"单打独斗",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公众参与力度不足。多中心理论以自主治理为基础,为创新鄱阳湖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鄱阳湖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以多元化的主体为中心,以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利益为前提,兼顾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强调多方主体的合作,激发各主体致力于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实现主体利益最大化和生态治理效率最大化。鄱阳湖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实现,要树立多元共治的理念,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公众积极参与、舆论监督与引导、科研院校提供人才技术支持的多元治理体系,建立多元化的保障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

论环境民主与风险管理视域下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

分析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有法不依"、对某些行为主体"违法不究"、对环评机构管理不力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消弱了环境影响评价评价法的权威,导致环境影响评价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方面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议,力求通过司法审查保障环境影响评价运作达到真正保护环境的效果。

环境犯罪轻刑化研究

近些年有不少环境犯罪案件存在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从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分析轻刑化趋势中出现的困境来源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定位错误和过度强调刑罚预防功能。环境犯罪轻刑化趋势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以提高环境法治效果为目标,环境刑事司法中应当明确环境法益、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加法律解释检视程序、重视环境犯罪酌定量刑情节等。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构建的理论探析与制度设计

当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法律规则设计和具体司法实践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事后救济性的特征,难以从源头上全面预防和化解生态环境损害。究其原因,当前侵权法以损害为中心的诉讼体系和行诉法整体架构设计是关键所在。因此,在生态侵害尚未产生之际,亟须发挥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性救济功能,与当前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事后救济功能相配合、相衔接,从而达到预防环境损害发生或制止损害蔓延的成效。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风险预防原则为理论基础,具有减轻环境治理成本、保护公民环境权、推动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功能。应通过立法或适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对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起诉时机、案件受理范围、检察机关的诉前程序、举证规则、裁判规则及执行规则等进行规制。

比较研究国外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理论——兼论我国相关理论的完善

由于环境侵权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特点，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得到损害救济。各国采取了相关制度加以保障。本文从美国、日本、德国和瑞典四个国家比较分析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相关制度，着重介绍如何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相关理论。

由分散转向整合:流域环境联合执法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我国流域环境联合执法存在执法理念尚难统一、执法行动较为随机、执法主体职权界限不明、执法数据共享平台存有缺失等问题,导致流域环境联合执法碎片化现象严重。生态整体主义整合了流域环境联合执法机制的价值目标,拓宽了流域环境联合执法机制的适用范围,赋予了流域环境联合执法机制新的内涵,可以为流域环境联合执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流域环境联合执法机制优化创新,需要从流域环境联合执法的形式、协调机构、主体职权、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

责任社会化不是解决生态损害救济唯一路径,对于生态损害,强化环境法的预防功能固然重要,但侵权责任法的二次规范作用不可或缺。违法性不能成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法》继续沿用《民法通则》环境侵权违法性标准是错误的。对于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人,原则上应负连带责任;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对损害的作用程度较轻的话,可以按照该程度承担分割责任。

论恢复性正义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惩治环境犯罪的目的不仅包括惩戒犯罪行为人,同时还应当包括保护社会受害人权利和保护环境的目的。然而传统刑事司法在惩治环境犯罪时只注重对犯罪行为人的惩戒,忽视对损害后果的关注,不利于环境犯罪惩治目的的实现。恢复性正义以实现"所有人的正义"为宗旨,关注对犯罪损害后果的修复,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具有重大的意义。将恢复性正义引入到环境刑事司法中,完善我国现有的环境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同时将公众参与制度引入惩治环境犯罪的活动中,对环境犯罪惩治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环境正义视阈下的立法走向:环境法的倾斜保护及其实现途径

环境正义的内涵在于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的公平分配。环境法的倾斜保护就是基于对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分配的失衡现状进行矫正的需要。环境立法应当遵循环境正义理念,向弱势利益、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倾斜,通过环境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和环境权利义务的设定,达致利益衡平的公平,并最终达到利益的共同增进。

多元共治: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机制的实现路径

近些年来,土壤重金属污染事故频发,对我国农产品安全及公民身体健康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国家在环境立法和政策的系列规定表明,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已经实现从理论创新到实践运用的实质转变。构建由尽职的政府、守法的企业和积极参与的第三方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机制,是我国环境治理重要手段创新,要树立共治理念,明确政府、企业、环保组织和公众的角色定位,健全法制保障及政策扶持,加强公众参与和信息共享等方面,构建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多元共治机制。同时,应正确处理好该机制运行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冲突、各主体间的信任危机、合作过程中治理结构失效、治理问责困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