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大地》的藏地书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雪山大地》以“父亲”强巴与藏民角巴两个家族的交往和阿尼玛卿草原的发展为中心,集中呈现了时代洪流中汉、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风貌。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展现了藏地独特的自然景观、生活风俗和精神信仰,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基础;藏地作为方法摒弃了汉、藏“中心—边缘”的对立和“汉—藏”互为中心的缺陷,构建了崭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异域”置换与“共情”机制的巧妙运用,使得信仰之“理”,汉、藏之“情”,发展之“利”三者有机融合,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支撑起了《雪山大地》宏阔的文本世界。《雪山大地》真切而深刻地表现了半个世纪来阿尼玛卿草原汉、藏两个民族携手共进,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乐章,堪称杨志军小说创作与精神探索的总结性作品。

彭学军少年小说中少女成长历程书写研究

彭学军在20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聚焦于对少年尤其是对少女成长历程的书写。她将其自身的成长经验倾注于创作之中,以其敏锐细致的感受力和诗性纯净的语言,写出了少女成长过程所面对的来自自身、社会和家庭的种种困惑以及困惑中的蜕变成长,为处于青春成长期的少年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人生经验。

瞿秋白中央苏区文艺实践的历史逻辑与心理表征考论

中央苏区时期是瞿秋白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在中央苏区一年间,瞿秋白内在心理与外在行动出现了某些裂隙,其临刑前所写《多余的话》亦给后世研究者留下较为复杂的阐释空间。从《多余的话》及其早期《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文本入手,考察其走上政治生涯的因由及其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等发现,文学梦是瞿秋白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诱因,文人气质与复杂革命环境之间不相适应所造成的瞿秋白抑郁痛苦的精神状态遮掩了他在中央苏区文化教育活动中真实的心理。对中央苏区文化教育活动倾心而忘我的投入,是瞿秋白残存文学梦想的激情演绎,也是其政治坚守的文学寄托所在。

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的生成及启示

党的早期文艺制度是指党从五四到中央苏区时期之革命斗争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文艺制度,是整个党的文艺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阐发,再到文艺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际的结合,随党的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发展、党和军队两条线路'齐头并进',最终在中央苏区汇流,形成了以'有效性'为最大特征的一整套严密的政治化组织为保障,以建构性政治教育活动及娱乐活动为中心的组织机制和社会空间。它包括组织系统、管理系统、活动系统和社会文化空间营造四个基本构成要素,这种独特的文艺制度架构,是环境选择和路径依赖的结果,是党的宝贵的理论财富,但也须警惕路径锁定所可能造成的僵化效应。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中央苏区文艺制度的生成

中央苏区文艺制度是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因为创作成绩等多方面因素,中央苏区文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中一直缺位,不为学界所重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中央苏区文艺,其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中央苏区文艺制度是一种高度政治化、宣传化的意识形态规范,受俄苏文学影响甚深。但从深层心理角度看,受报酬递增以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制约,中央苏区文艺制度变革了传统文学制度形态,又承续了传统文学制度的一体化、极权性等特质。中央苏区文艺制度的生成对于今天文艺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寻乌调查》产生的历史语境和理论意义

《寻乌调查》产生迄今已91周年,历史远去,其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精神却历久弥新。从井冈山到赣西南,红四军转战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区域,在从上级指示出发还是从革命斗争实际出发的两难选择中,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解决了红四军进军方向和如何快速发动群众,扩大工农武装,进而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的群众依靠对象问题。《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精髓形成的关键一步。

水乡·山乡

水汪汪、亮晶晶的湖州水乡,想必是湖水里泛起来的陆洲。湖在州中,州在湖里,一大墩一小墩的陆洲搁置在湖水间,形成岛墩自然村落。有的村名亦带着“墩”字,如汤家墩、厉家墩、东胡家墩、塘地墩……水陆阡陌,纵横交错,水运通达。

打歌的将军

长征路上有枪炮声,也有山歌声。毛泽东赠予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山歌大王陈远波”。那是开国将军陈远波如画如诗如歌的一页。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山歌万万千。1开国将军陈远波从小就喜爱打山歌。打山歌又不花钱,有个喉咙就可以唱可以喊,想喊就喊,想唱就唱,想不唱就不唱。那时,兴国这地方贫苦得很,要花钱的东西作兴不起来,只有不用花钱又能由着性子喊唱的山歌可以风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