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安全感来自充分的知情

年初，广州市召开政法工作会议部署今年工作，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做工作报告。他说：“如果今年还不能让广州市群众安全感有明显提高，那是说不过去的。”他指出，“虽然广州资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上述这些因素也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

“全民上书”不应是法治社会的常态

如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民上书”的时代。《法制日报》2007年1月15日的报道说，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致信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信中提出：交通部应该公开每年的养路费应征数额是多少？而实际征收上来的数额又是多少？实际征收上来的养路费又用到哪里去了？同一天，来自重庆的消息说，重庆比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彦一语惊人，提出火车站票和坐票收取相同的价格是不合理的，他将就此事在本周内上书人大及铁道部。如果算起前不久郝劲松就春运涨价的事件写信给铁道部和姚建国就深圳福田警方公开处理卖淫女、嫖客的事件上书全国人大，以及周泽就养路费事件向全国人大上书，几乎每周，我们都能从网络上看到公民向有关部门写信或者向全国人大上书的新闻。

“民主投票决定拆迁”疑似伪命题

拆迁问题一直是个难点,如何保证拆迁行为中的自愿与公平,这始终困扰着人们,即便在《物权法》颁布后,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尤显迫切。在这种情形下,涉及5473户北京居民的《酒仙桥危改工作补充意见》出台,尝试以"全民公投"的形式来决定酒仙桥未来的道路,自此,酒仙桥开始被世人所瞩目。

富豪当打造“阳光人格”

财富、挥霍、贫困、掠夺、仇富,近几年,这几个词汇逐渐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上书”

自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五位法学家上书"以来,近些年,"公民上书"事件蔚然成风,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又一个亮点,也引发了学者对于构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思考。然而,从宪政上考量"公民上书"事件的意义,并从宪政角度思考我国违宪审查的重构,学者却言之甚少。本文拟从宪政思维展开。

正当程序视角下精神病鉴定体制的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权赋予了司法机关,当事人只能向司法机关申请鉴定而无权自行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这种鉴定体制有违“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对等原则”、“中立原则”等正当程序原则,未来可借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精神病鉴定合理因素,将精神病鉴定权赋予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并规定在当事人自行聘请鉴定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时,负举证责任。

宪政视角下“公民上书”的重构

在推进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中,“公民上书”事件的涌现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公民上书”对于推进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都具有积极的宪政意义。未来可以借鉴国外违宪审查的某些做法,针对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的不足加以改进,设立宪法委员会,让“公民上书”的范围扩大,同时能得到及时回应以及特殊情形能以听证形式进行,让“公民上书”在宪政的推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刑事判决预决效力与再审关系初探

我国司法解释肯定刑事判决具有预决效力。但是,如果有证据可以否定前一判决认定的事实,法官应当区分需要否定的是属于前一判决主文认定的事实还是理由部分认定的事实,以及前一审判与后一审判是否在同一法院进行。从而决定是中止审判对前一判决启动再审程序,还是直接在后一判决中直接采信不一致的事实。

法眼看“艳照门”

互联网虽然看似是"虚拟社会",但对于社会的影响与危害绝不是虚拟的,香港此次"艳照门"事件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不仅敲响了加强监管互联网、净化网络环境的警钟,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生动的普法教育。

试论立法不作为表现、危害及其规制

立法不作为是指对于应当进行立法的事项没有进行立法,从而造成公民权利无切实保障,国家权力滥用。立法不作为可分为隐性和显性的两类,因此,对立法不作为的规制也可分为两方面,对于隐性的立法不作为,主要通过完善民主政治来加以解决;对于显性的立法不作为,则可以通过"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以及建立公民监督立法制度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