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平原区土地整治项目生态效益评价——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

以鄱阳县土地整治项目为例,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理想值法,针对鄱阳县环湖河网平原特征选取了土地平整度、农田防护林密度、钉螺治理度等10个生态效益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后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增加了项目区防护林种植量,增强了自然灾害防洪涝能力,提升了土壤肥力,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其土地整治的生态效益得到了显著改善,为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提供了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定量依据。

江西省鄱阳湖区生态敏感性评价

江西省鄱阳湖区水旱灾害频发,生态敏感度高,严重制约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生态敏感性评价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因此,为分析区域生态敏感性的分布特征,科学识别限制区域发展的生态敏感因子,从侵蚀风险、地质灾害、水环境、生态服务4个方面选取评价因子,构建了鄱阳湖区生态敏感性评价体系,在ArcGIS软件支持下,结合层次分析法对各敏感因子敏感指数以综合指数法加权求和,进而实现多因子综合评价,并通过自然断点法将综合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敏感等级。结果表明:降雨侵蚀、坡度大小、地灾易发性为区域主要敏感因子;鄱阳湖区一般敏感、轻微敏感、不敏感区域占73.5%,整体敏感性较低;都昌县、永修县、新建县整体表现最佳,辖区平均综合敏感指数分别为2.42,2.66,2.7;而进贤县、余干县、九江市区、庐山市等区域有较为敏感特征,辖区内重度敏感和极敏感所占面积比为51.72%,49.79%,48.2%,42.32%;整体上看,区域呈现西北方向向东南方向敏感程度加深的趋势。研究结果可为江西省鄱阳湖区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000—2020年江西省袁州区生态网络构建及变化分析

为改善城市中心城区因高速城镇化导致的斑块破碎化问题,构建生态网络并对不同时期生态网络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对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修复具有深刻影响。本文以江西省袁州区为例,采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科学识别生态源区并确定阻力面,采用重力模型确定重要廊道与一般廊道的比例,通过水文分析识别生态节点,构建了袁州区2000—2020年生态网络,并结合图论技术进行了生态网络评价。结果表明:2000—2020年袁州区核心区面积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斑块破碎化加剧。生态源地在西北部与南部集中分布,表明这些区域景观连通性较高。袁州区林地占总面积的比例逐渐变小,通过MSPA获得的七种景观类型面积均有所下降,但IIC指数和PC指数仍呈上升趋势,说明斑块对景观连通性的重要程度有所提高;网络评价指数2000年到2010年有所下降,2010年到2020年略有上升,但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20年间袁州区网络的复杂性降低。研究结果可为袁州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提供科学参考与依据。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鄱阳湖流域生态风险评价

以鄱阳湖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4期遥感影像，分析了2000--2015年鄱阳湖流域的土地利用演变特征；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构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并借助地统计学、空间自相关、GIS技术等分析方法，对鄱阳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下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鄱阳湖流域生态风险显现出逐步向高风险发展的趋势。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南昌市、鄱阳湖附近，南部生态风险较低，形成“北高南低”的局面。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高值-高值（H—H）聚集区集中分布于高风险区附近，低值-低值（L—L）聚集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边界。

农户农业生态环境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2068户农户的调查

日益突出的面源污染等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户的行为对于农业生态环境变化至关重要,而农业生态环境认知水平是农户生产行为的主要潜意识支配因素。探究农户农业生态环境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提升农户农业生态环境认知水平的政策制定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利用江西省2 068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农户农业生态环境认知总体水平较高。(2)农户基本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外部环境因素均对农户的农业生态环境认知有显著影响。其中,在农户基本特征及家庭特征因素中,农户性别、是否加入合作社的影响程度最大。在外部环境因素中,种植农产品用途的影响程度最深。

江西省域旅游景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江西省域内旅游景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旅游发展的空间优化策略.结果表明,江西省旅游景点呈现出非均衡性的集聚型分布态势,中部和北部地区分布密度明显高于南部地区,形成“两超多强”的空间分布格局;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受到地形、坡度、河流水系、土地利用类型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中酒店密度影响力最强,本地人口密度影响力最弱,不同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将增强其影响程度;江西省目前存在2个一级旅游核心点、5个二级旅游核心点以及“一横两纵”的3条旅游发展轴,但赣南、赣东南和赣西北地区的旅游发展薄弱,未来要向南延伸现存的2条纵向旅游发展轴,并再形成2条横向旅游发展轴.

江西省耕地后备资源潜力分布及开发组合序列分析

[目的]根据耕地后备资源的分布特征研究其开发组合序列是有效开发利用耕地后备资源、补充耕地的重要前提。文章利用江西省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以县为分级单元对全省耕地后备资源进行开发潜力分级,对江西省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组合序列进行研究,从而为江西省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顺序提供参考。[方法]利用Arc GIS空间图形分析法、DPS数据处理系统两维图论聚类等方法确定开发潜力等级以及开发序列。[结果]江西省耕地后备资源开发潜力从高到底依次分为Ⅰ级潜力区、Ⅱ级潜力区、Ⅲ级潜力区和Ⅳ级潜力区,面积分别为2.726 672万hm^2、2.306 897万hm^2、2.873 594万hm^2、1.378 88万hm^2。[结论]根据两维图论聚类法分析结果得知,江西省各县地域相似程度较高可优先开发的组合有进贤县-南昌县-余干县-鄱阳县-彭泽县;袁州区-分宜县-上高县-渝水区-樟树市;进贤县-南昌县-余干县-鄱阳县-都昌县和樟树市-渝水区-上高县-高安市-奉新县-安义县-永修县等。

江西省油菜土壤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学空间变异性及影响因素

运用经典统计学和地统计学分析方法,探讨了江西省油菜种植区土壤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空间变异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西省油菜土壤有机碳(SOC)、全氮(TN)和全磷(TP)平均含量分别为16.99,1.44,0.50g/kg,土壤C∶N、C∶P和N∶P平均值分别为12.28,38.31和3.27,土壤总体C∶N∶P为33.86∶2.88∶1,整体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表现出中等程度的变异性和空间自相关性,其空间变异特征受到结构性因素和随机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受结构性因素影响更大。从空间分布规律看,土壤SOC、TN和TP含量均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土壤C∶N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赣北地区,分布面积较小,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赣西、赣西北、赣西南以及赣东等地区。土壤C∶P与N∶P高值区零星分布在赣西南、赣东北等区域;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赣西北及赣南地区。回归分析表明,成土母质、土壤类型、地形因子、气候条件、种植制度和氮肥施用量对研究区土壤C∶N、C∶P和N∶P空间变异特征有极显著影响(P<0.01);成土母质对土壤C∶N、C∶P和N∶P空间变异的独立解释能力分别为16.6%,3.7%和7.0%,地形因子的独立解释能力分别为3.5%,2.9%和4.2%,种植制度的独立解释能力分别为9.7%,4.4%和7.6%,氮肥施用量的独立解释能力分别为3.9%,4.4%和7.6%,土壤类型和气候条件独立解释能力最高,分别为16.8%,5.1%,9.0%和13.4%,9.8%,15.2%,是调控江西省油菜土壤C∶N、C∶P和N∶P空间变异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江西省1488份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488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并探究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总人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兼业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是否参加新农保、是否有农业补贴、是否为家庭农场、是否加入合作社、近年耕地质量变化、相关信息获取难度等9个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对生态耕种行为采纳的均值只有4.74项,总体偏低,生态耕种行为有待推广与应用。论文探究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生态耕种的推广、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激励农户生态耕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农户生态耕种的现状与激励对策——基于江西省2028户农户化肥农药使用行为的专题调研

作为耕地的耕种主体,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不仅是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目标的内在需求。针对化肥农药的滥用是当前威胁生态耕种最突出因素这一现实问题,本文基于江西省2 028份问卷调研,系统分析了现阶段农户化肥农药使用现状,并在尊重农户对激励措施愿望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户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的激励对策。研究表明:农户的生态耕种形势不容乐观,农户虽然普遍认识到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危害,但大部分农户在确定化肥农药使用量时缺乏科学依据,存在化肥农药使用量逐年增加的趋势。为此,研究提出激励农户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的对策建议:一是正视化肥农药使用的经济外部性,把农户合理使用化肥农药激励融入国家惠农政策目标之中;二是重视化肥农药基本知识的宣传,促进农户养成良好施肥习惯;三是回归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本质职能,发挥政府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主体作用;四是加大以测土配方施肥为代表的科学施肥技术推广应用,提升化肥使用效率;五是培育新型农民与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并举,优化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的环境;六是完善冬季绿肥种植的激励对策,切实调动农户绿肥种植的积极性。

鄱阳湖区农户农业面源污染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湖区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在面源污染防控、耕地质量保护以及湖泊水环境保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鄱阳湖区农户农业面源污染认识与耕地耕种行为'专题调研所获取的339份问卷,运用增强回归树(BRT)方法,分析了鄱阳湖区农户农业面源污染的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危害的认识比较清楚,但科普知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控知识普遍缺乏,科学施用化肥农药的技术水平需要提高;农户农业面源污染认知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按其影响力的大小依次是耕地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农户年龄、农户的文化程度和农户家庭收入。为此提出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对策:发展现代农业,促进规模经营;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知识宣传力度,提升农户认知水平;改革农业科技推广机制,推行科学的化肥农药使用方法。

农村土地流转与区域农业经济的特征及其关联分析——基于江西省及南昌市农村经济调研

新阶段"三农问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一代农民不懂务农、不愿务农,农户分化导致农业兼业化副业化普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已成为改造传统农业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手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现代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文章通过对南昌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社会经济发展调研分析,土地流转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但区域内差异明显、总体规模不高,参与农户增多,操作规范性增强,有加快发展的趋势。从土地流转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影响因素看:一是农村劳力务农比例不高,只有38%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农民农业生产性收入有限,大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左右;三是农业生产成本提高收益非常有限,2007~2013年早晚双季稻平均收益由9 268.5元/hm^2增长到1.507 5万元/hm^2,平均纯收益增长速度为10.4%,但平均每667m2成本增幅到达11.6%,平均生产成本增幅高于收益增幅。总体上看,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经济发展关联非常密切,农户分化、土地流转是农户追求农村人地资本综合效益的最佳化的结果,为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流转,需要进一步规范新型农村人地关系,防范农村土地利用中的一些不良行为。

江西省耕地土壤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空间变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2012年测土配方项目采集的16 582个耕地表层(0~20 cm)土壤样点数据,探讨省域尺度下耕地土壤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空间变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运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和普通克里格法分析了成土母质、土壤类型、耕地利用方式、秸秆还田方式和氮肥施用量对耕地土壤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空间变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壤氮磷比(N/P)在0.28~13.63之间,均值为3.38,变异系数为45.56%,呈中等程度的变异。空间分布上,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海拔相对较低或鄱阳湖平原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九江市。成土母质、土壤类型、耕地利用方式、秸秆还田方式和氮肥施用量对江西省耕地土壤N/P空间变异影响显著(p<0.01),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氮肥施用量能影响27.2%的土壤N/P空间变异,是引起江西省耕地土壤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空间变异的主要因素。

基于主导生态功能的江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

以地域分异特征、主导生态功能、典型生态问题为基础依据,探讨江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为江西省编制和实施生态修复规划、实现国土空间管控提供科技支撑。在研究方法上,以“生命共同体理论”“三生协调理论”“适宜性管理”等理论为指导,基于主体功能区划和生态功能区划,综合“三生”空间实际生态问题及综合整治需求,采用多因素综合空间分析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实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三级分区。研究结果表明,可将江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划为赣北平原湖泊生态修复区、赣中丘陵盆地生态修复区、赣西山地丘陵生态修复区、赣南山地丘陵生态修复区、赣东丘陵山地生态修复区5个大区及24个亚区和42个修复小区。通过江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三级分区,摸清国土空间地域特征,明确生态主导功能,确定生态修复重点区域,承上启下,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和国土空间管治提供决策依据,为实现国土空间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提供科技途径。

基于景观格局及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模型的县域生态风险评价——以江西省婺源县为例的实证研究

开展县域生态风险评价,是客观认知区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规律、诊断土地景观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可为县域科学管理和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科学依据。文章以江西省婺源县为研究区域,基于2005年、2010年及2015年三期景观类型数据,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运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婺源县景观生态风险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地形梯度特征进行分析。进一步结合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CA-Markov)模型,对婺源县2025年景观格局及其生态风险进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婺源县以中度景观生态风险和较低景观生态风险为主,整体上形成了南高北低的景观生态风险格局。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婺源县景观生态风险Moran’s I指数分别为0.426421、0.380273和0.37414,表现为正的空间相关性,且相关性在逐年减弱。研究期内,婺源县整体景观生态风险呈现由南向北迁移的趋势。随着地形高程和坡度的增大,婺源县景观生态风险呈现下降的趋势。综合分析,人类活动的干扰是影响婺源县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和迁移的主导因素,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加强保护管理,注重开发建设活动的有序性和集约性。文章考虑了不同评价单元尺度对景观破碎化的影响,根据婺源县实地情况,选择了3km×3km的格网作为评价单元,同时对边缘地区的评价单元进行了优化处理,用景观面积代替评价单元面积,避免了评价结果异常值的出现。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以江西省为例

生计资本为农户的耕种行为提供重要的生计保障,加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研究,对提高耕地生态保护、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和生态耕种采纳度变化的基础上,构建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就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水平较稀疏,五大生计资本分值存在显著差异性,其中社会资本最高,自然资本最低。生计资本总值与各单项资本值会随着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加深而提高,又以农户社会资本分值变化最大,金融资本变化最小。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始终是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程度变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均对其采纳程度的变化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灌溉水源、家庭村里干部与否、姓氏地位、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是否购买养老保险是影响研究区农户生态耕种采纳程度变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了提升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启示。

基于SRP模型的多尺度生态脆弱性动态评价——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

【目的】为科学认知、评价鄱阳县生态环境脆弱性,合理调控保护生态环境,顺利开展生态修复分区和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方法】基于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SRP)概念模型,分别选取高程、坡度、地形起幅度、景观多样性指数等15个指标,采用熵权法对层次分析法修正确定指标权重,结合全局Moran’s I指数和LISA聚类图、变异系数,从县域整体生态脆弱性表征、县域整体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乡镇尺度生态脆弱性、不同地类尺度生态脆弱性、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5个方面,对鄱阳县生态脆弱性进行了探讨。【结果】(1)从县域整体生态脆弱性特征来看,2005年整体为微度脆弱,2010年和2015年为中度脆弱,生态脆弱性有所加剧,由微度脆弱转变为中度脆弱,加剧的幅度先大后小。(2)从县域整体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看,空间格局逐渐趋于均衡。县域生态脆弱性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态势。生态脆弱性指数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生态脆弱性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地区,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地区。(3)从乡镇尺度生态脆弱性来看,研究期间微度脆弱、轻度脆弱的乡镇数量显著减少,中度脆弱和重度脆弱的乡镇数量显著增加。(4)从不同地类尺度生态脆弱性特征来看,2005年和2010年,生态脆弱性程度由高到低依次表现为:水域、建设用地、草地、耕地、未利用地、林地。2015年,林地跃居第二,这表明林地生态环境遭受了一定的破坏。耕地和林地和水域的脆弱性指数持续增加。(5)从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来看,2005年,以微度脆弱和轻度脆弱为主,到2010年转变为以轻度脆弱和中度脆弱为主,到2015年,转变为以中度和重度脆弱为主。从空间上来看,生态脆弱性高值区呈现从西南向东北蔓延的趋势。【结论】研究结果将为鄱阳县的国土空间规划、国土整治和生态修复、生态建设等工作提供基础支撑。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的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根据社会嵌入理论,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乡村社会嵌入的各个因素对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兼业水平和农业收入比重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家庭总人口负向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有助于提高农户生态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生态耕种行为的普及要从农户、不同群体和地方政府3个维度出发:农户自身要提高认知和技术水平;农户之间、农户和其他乡村主体之间要加强沟通与交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分享资源和信息,并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地方政府要提高自身的管理和组织能力,因地制宜地为不同群体提供技术培训和资金支持等相关激励措施。

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水稻种植户为例

生态耕种对提升耕地保护成效、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利用江西省11市47县(区)1488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和Heckman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测度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再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生态耕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生态耕种从整体上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收入,但会因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2)生态耕种对极低和低收入农户人均耕地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对中等及以上收入农户具有负向影响,仅对高等收入农户的人均耕地收入影响显著。(3)生计分化和耕地收入比重2个控制变量均会对农户人均耕地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了对低收入农户加大生态耕种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中高收入农户的非农就业、切实加强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等政策建议。

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利用Tobit-ISM模型分析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度影响因素,进一步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结果表明:70%的农户具有生态耕种意愿,但仅部分农户发生了采纳行为,证实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农户态度、耕地面积、生态环境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相互交流和自然资源状况对悖离度的发生表现出负向作用,而非农收入比重则具有正向影响;通过ISM模型分析农户态度、耕地面积、自然资源状况是表层因素,生态耕种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是中间层因素,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非农收入比重、相互交流是深层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