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西五四爱国运动若干问题再探讨

五四运动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其中,江西五四爱国运动响应极早、规模较大、范围很广、持续较久、内容丰富、影响较大。江西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如此广泛与热烈,与组织者充分利用学联这种新型组织,使用白话文作为传播载体,运用电报、邮政、印刷等新式技术以及采取正确的动员策略密切相关,也与江西执政者同各方力量合力推动有关。江西五四爱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打开了大门,让袁玉冰等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救国之道,也让他们认识到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必要性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性。

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林瑞笙生平考述——以留苏档案为中心

林瑞笙是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但目前有关他生平的诸多重要史实要么空白,要么语焉不详甚至出现错讹。以林瑞笙留苏档案为主要依据进行考述,可以补充其赴苏前9个月及留苏3年的生平空白,还可纠正不少错误史实,比如林瑞笙并非1906年出生而是1908年出生,且其出生成长于地主富农家庭而非中农家庭;其入团的时间不是1923年而是1925年6月,入党的时间(地点)是1925年12月(广东)而非1925年5月(安源),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24年而非1923年。林瑞笙也并未参加南昌起义。此类史实的补充和纠正,可以尽可能还原一位早期中共领导人的革命轨迹和真实面相。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三权分立学说的争论——以《民报》与《新民丛报》的争论为中心

当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传入中国后,改良派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和宣传,并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能建立中国的自由政治,因而广泛宣传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革命党人也拿三权分立学说来改造中国,并试图将其中国化,加上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考试、监察,变成了五权。当改良派发现三权分立学说为革命派所用时,因其又与革命派所走道路不同,于是与革命派展开了三权分立学说是否适于中国的争论。这场争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却没有在思想上澄清中国人的认识,最后借助于政治力量加以解决。革命党人建立了立中华民国,靠政治力量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移植到中国,实施五权宪法。这场争论对目前中国共产党限制权力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革命宣传与民众认同:中央苏区时期赣南革命歌谣的时代价值

中央苏区时期赣南革命歌谣记载着苏区人民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也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赣南革命歌谣清晰地再现了苏区革命斗争时期的艰难历程,展现了苏区人民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战胜困难的决心,凝结着赣南苏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艺术价值,对当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说论析

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究竟是安源还是上海,尚有不同说法。就时间而言,安源工人运动发生的时间很早,具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基本条件。就领导者而言,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完全独立领导的一次工人运动,具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基本前提。就成就和影响而言,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规模很大,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尤其是“二七”惨案后,安源各项事业依然取得巨大的成就,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因此具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基本特质。就经验的传播和推广而言,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扩散到全国各地,影响了很多地方的工人运动,因此具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基本要求。总而言之,安源更具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各项条件。

全面抗战时期民主力量的聚合——以青年党、第三党为中心的考察

青年党、第三党对民主政治向来汲汲以求,但是屡受挫折。抗战前夕,青年党直接提议并促成国防参议会的成立。其后,两党积极推动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民主力量实现了初步聚合。民盟的成立则引起质变,民主力量实现了大聚合。两党在民盟成立及民盟盟务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抗战后期,在章伯钧等人的推动下,民盟打破政团界限并进一步左转,民主力量得以继续汇聚。另外,两党与其他政治势力广泛联系,最终形成民盟、中共及地方实力派三方联盟共同推进民主运动的态势。民主力量随之大为增长,民主力量的聚合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增强党章意识,保持党的纯洁性,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

党的纯洁性是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科学化的基础,因为党内民主要靠党员来进行实施,如果党员不能保持纯洁性,那么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党章是党的根本法规,党章的历次修正都把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写入加以法定化,因此党章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基本标准和根本保证。要建设发达的党内民主,每个党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都必须自觉地树立党章意识,严格执行党章规定,保持党的纯洁性。

党章修正与党内监督的科学化

从第一部党章始,中国共产党就对党内监督做了若干规定,并使其越来越完善。党内监督的不断完善,主要体现在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健全,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设立和发展,这有力推动了党内监督的科学化。党内监督的科学化不仅仅体现在党章的明文规定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党内的现实监督中。一方面要严格落实党章关于党内监督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创新党内监督制度。

中央苏区时期党加强领导力的实践探索

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开创时期,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党在各方面开展了诸多开拓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领导力明显加强并经受住了革命实践的考验,在这段时期所形成的苏区精神对加强党的领导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加强领导力的实践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全面提升党的领导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赣东北苏区赤色警卫师师长祝荫隆生平考论

赤色警卫师是红十军之外赣东北苏区另一主力红军,也是新红十军的主体。关于赤色警卫师第一任师长“祝应龙”的原名(真名)、籍贯等基本情况,学界目前没有明确的结论。文章经过考证分析可以断定:“祝应龙”原名(真名)应为“祝荫隆”,其籍贯为四川省屏山县,1900年前后出生;祝荫隆早年在川军工作,后赴苏留学,回国后1932年4月被派到赣东北苏区担任赤色警卫师师长;是年6月,在江西东乡下湖战斗中牺牲。

中国青年党经费问题探析

中国青年党是民国时期继国共而起的第三大党,曾经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青年党的经济状况一直处在困顿中,其主要经济来源是党费、党员收入税及特别捐,还有社会捐助及政府资助。这些收入并未解决其经费问题,而且弊端重重。为此,青年党曾经寻求另外一些自助之道,希望通过减少开支、"以脑养胃""以报养报"、发展党营实业、创办基金等方式来加以缓解。不过,受各种条件限制,也没能根本扭转经济困局,而这是青年党难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缺少独立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改良派对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认识与思考——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将自由传播到欧洲各国引起了欧洲革命,而且也传播到东方各国。但是,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惨剧令世人感到恐怖和不安。在中国,改良派认为法国大革命以自由为号召有其原因,虽然取得了很多自由成果,但是仍归于拿破仑专制,而中国不存在用法国式的大革命争取自由的条件。

改良派对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思考——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将自由传播到欧洲各国引起了欧洲革命,而且也传播到东方各国。但是,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惨剧令世人感到恐怖和不安。中国的改良派认为法国大革命以自由为号召有其原因,虽然取得了很多自由成果,但是仍不免归于拿破仑专制,而中国不存在用法国式的大革命争取自由的条件。

北宋水利专家刘彝生平考论

近年来,因为江西赣州古城的地下排水系统福寿沟受到较多的关注,所以其主持修建者刘彝屡屡被世人提及。但是,关于刘彝的生平信息,错讹颇多。刘彝实际上生于公元1022年,而非很多资料所说的公元1017年。刘彝生于世家,受学胡瑗,入仕后历任要职,但并未担任类似现在的"水利部副部长"一职。刘彝每到一地,造福一方,是当时为官的典范,尤其因为主持修建了福泽千年的福寿沟,更为后人所称赞。刘彝与中越熙宁战争的爆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应受到过分谴责,不应负主要责任。从总体来看,刘彝仍不失为一名杰出的水利专家及政治家。

第三党与全面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述论

第三党是一个素来追求民主政治的政党。在八年全面抗战时期,第三党以国民参政会和民盟为平台,在推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及民主力量的大联合过程中,和青年党、乡建派等一起发挥了核心作用。在第二次宪政运动中,章伯钧代表第三党仍然积极参与。第三党促使民盟左转并推动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使得中共在民主宪政运动中能够与第三党、民盟相互扶持和配合,从而大大壮大了民主运动的力量,推动了宪政运动走向深入。第三党积极推动民主宪政运动,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实践证明,民主宪政之路在当时终究还是无法走通。

思想、规章、精神与党内民主——通过党章考察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民主的思想或意识;二是民主的制度或体制;三是民主的精神或生活习惯。这三个层次是一个相互促进、往复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和总规矩,对党内民主进行了许多原则性、系统性的制度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但是,有些制度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为党内民主主体的党员还没有将党章规定的民主制度内化为党员的民主精神或生活习惯。

论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的自由观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的理念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的自由观。虽然毛泽东的自由思想在学理方面探讨不足,多是囫囵吞枣式的自由,并偏向于口号化、大众化,但是他提出了很多关于自由思想的重要认识,到现在仍有重要的价值。他虽然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深刻理解,但是经常强调自由;虽然多为摆脱外国侵略为国家自由而战,一定程度上缺乏国家内人人自由的价值目标,但强调为个人自由而战;虽然在实现自由的具体路径上思考不足,但是热切向往自由。全面把握与客观评价毛泽东自由观的得失,不仅有利于考察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争取自由的经验教训,而且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思考自由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论道德自由——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许多思想家或学者都从道德方面论述自由,康德甚至直接提出了道德自由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新民丛报》学人。道德是反抗社会的奴役和束缚,从而走上自由的最后一块阵地。没有了道德,自由也就不复存在,所谓的自由只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虽然道德是中国几千年来圣贤君子所特别强调的,但是中国的道德并未随社会的发展产生出自由秩序。当《新民丛报》学人看到中国的道德和西方的道德有共通之处时,便将西方的道德自由理念引入中国,并拿起道德的武器来争取自由。

论早期维新派的自由思想

清政府搞洋务运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危亡的地位,因此早期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议院制,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他们通过比较英法美德的议院制,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适合于中国。然而,他们对西方自由、民主、民权理念的认识相当混乱,又用西方自由主义解释中国文化,认为西方的议院制有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之风。

论自由与政党之关系——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政党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物,在国家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它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是鲜有学者从政党与自由的关系出发来研究政党。政党的产生与政府权力的削弱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与自由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新民丛报》发表了许多文章从政党的产生、发展,及其专制来介绍自由与政党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