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行政补偿制度作为现代行政法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其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在我国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加强行政补偿的基础理论研究,促进行政补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己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对行政补偿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和实施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了完善的几点建议,即更新观念,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完善宪法中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条款;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

和谐社会视角下弱势群体出路的法律思考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法制建设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当前,加强弱势群体权益的法律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大趋势,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扩大弱势群体的对象范围、赋予平等的选举权、建立宪法司法救济机制、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是弱势群体未来出路的必然选择。

完善我国农村法律援助之思考

就目前农村法律援助还存在援助范围不够大,援助公民基础薄弱,法律援助机构与法院工作机制不配套,援助队伍人员数量不足、质量欠缺,法律援助经济支柱缺乏等不足,提出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改造现行机构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稳固农村法律援助公民基础,通过多渠道筹资夯实农村法律援助经济基础。

德法合治:历史沿革、时代价值与未来方向

德法合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治理模式,从西周时期到清朝末年,大体经历了从"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再到"德礼为本、刑罚为用"三个发展阶段。法律安定天下,道德滋润人心,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法治中国建设要汲取传统法律文化的养分,德法结合必须渗透到法治各个环节:在法律制定层面,立法要体现道德的价值取向,用法律规范重要领域的道德,用道德改良背离情理的法律;在法律实施层面,禁止任何人从失德行为中获得不当利益,禁止符合道德的行为承受不利后果;在法律遵守层面,用法治教育助推道德素养的提升,用道德建设促进民众守法意识。

论疫情防控中公权和私权的失衡与平衡

疫情防控是一场法治“大考”,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在特定状态下,公共权力的内容及范围相比于常态下有所扩展,公民权利需要一定程度的减缩,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处于一种合法的失衡状态,表现为权力主体的扩大、权力内容的扩展以及公民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与消减。如何在公权与私权失衡中维持相对平衡,防止权力滥用,避免公共权力的过度行使和公民权利的过分缩减,是疫情防控工作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公权扩张应当以法定实施主体为“限”,以法律授予权力为“界”,以控制公共疫情为“度”,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非法进行限制或剥夺,公民财产权的减损应当得到补偿和救济。

浅析我国的刑法解释问题

为了应对打击犯罪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刑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不断出台,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刑法解释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在解释主体、解释权限以及审查、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而推动我国刑事法治体系的完善。

监管创新背景下证券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

2019年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调整了原来相关证券服务机构事前准入审批的监管体制,加强证券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创新监管方式。“十四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此后,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大幅提高证券服务机构犯罪的刑罚力度。于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压实证券服务机构责任,保障其功能发挥,促使其勤勉尽责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虽是常态化的,但是不同的监管措施采取的标准却不尽相同,具体则要根据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履行情况,即“勤勉尽责”义务履行情况进行把握,证券服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的第三方执行机构,是交易双方的中介,其所承担的责任与交易双方各自所承担的义务具有一定重叠性,并且在各证券服务机构间亦有重叠,那么证券服务机构作为第三方侵入的程度需要严格考量,需要在公司内部监督失效的前提下发挥其监督职责。同时从证券服务机构最大效用发挥的角度考虑,职责分担的目标应当是震慑与引导作用兼顾,以此为前提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这就决定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性质,从执业角度分析,具有明显的服务性,但是从其策略选择角度来讲,则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实践中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内容主要是勤勉尽责,进行类型化分析,则包括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及谨慎义务。

党与人大关系法治新常态之现实表现

从法治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关系进入新常态,就是从偏重静态的苍白法律制度转到动态的丰富现实体现,从比较抽象的制度规范转到具体化规定和操作程序,二者进入深度互动。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互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中得以充分的发挥,以促进法治中国建设顶层设计的科学性。

拓宽依法执政之“法”形式的可能性分析

对依法执政之“法”的理解是诠释依法执政内涵的关键,然而我国对它的传统理解导致了难以克服的矛盾。目前法学界关于法的种种理论表明,法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因此可以拓宽依法执政之“法”的内容及形式,在严格依据宪法、法律执政的前提下,在法律没有规定的事务上,可以依据中共党内法规办事。当然,必须做到:1.正确界定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及其制定权限;2.规范党内法规制定的程序,保障党内法规规制对象对党内法规制定过程的参与;3.完善对党内法规的监督机制,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论我国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

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在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依法治国方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准确界定私有财产的内涵及其来源、明确现有法律的相关规定,是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必由之路。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根源性问题法律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私权,是源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一种用益物权,受着多方面的限制。从发展的情况来看,限制程度越来越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制度设置应该相应地放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范围与方式的限定,完善程序,保障农民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主体地位。

假口罩案中货值金额的认定分析

销售伪劣产品案中未出售产品货值金额的认定,按照标价、市场中间价、机构估价等方式依次确定。价格基准是解决货值金额问题的前提,基于对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法益的准确理解和社会危害程度的适当评价,价格认定应以行为发生日的零售价格为基准。在已出售和未售出共存的场合,实际销售价可视为标价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而计算货值金额。在完全尚未出售伪劣产品的情形中,应肯定购入价格对认定货值金额具有积极意义,加上必要的合理成本支出,可作为货值金额。

“放管服”改革下网约车新政的法治化审视

"放管服"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应当沿着法治化轨道进行。2016年7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各地也相继出台"网约车新政"。各地网约车新政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成效,体现"放管服"的改革理念。但是,也存在监管理念滞后、监管方式严苛、许可依据不足等现实困境。在"放管服"改革下审视网约车新政,应当进一步转变政府监管理念、推动公众参与治理、强化市场内部监督,为网约车新政的法治化探寻新路径。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政府信息公开是国家政治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条例》实施一年来,存在观念、限度、规范、监督等诸多问题。转变观念,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是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