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证据前沿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考——江西省证据法学研讨会综述

江西省证据法学研讨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依据法律制度、司法实践,围绕资金大数据证据转化、涉黑犯罪财产处理、刑事取证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电子数据取证面临的问题、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及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存在的证据问题等刑事证据的热点前沿问题,从理论、技术与实务三个维度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理念、路径和方法。

“思政+OBE”融合理念指导下的《侦查学》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探析

基于“思政+OBE”融合理念的指导,推进《侦查学》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新路径形成,明确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目标,厘定“思政+OBE”融合理念内涵,从课程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环境创设、教学评价改革方面着手,清晰化融合理念下《侦查学》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的路径,以着实推进《侦查学》课程教学创新模式的强力建设。

网络文化安全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与治理路径研究

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面临诸多风险因素,从网络意识形态所置身于的网络文化环境来看,有来自西方文化价值的渗透,也有来自网络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干扰影响,还有网络技术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偏轨问题,这些因素给网络文化安全带来潜在危害,基于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表现载体,文化是意识形态内核展现的诠释形式,文化安全的构建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有重大意义,网络文化环境的不稳定势必会影响网络意识形态思想主导功能及价值引领功能的充分发挥,需从固牢本土主流文化网络传播主导地位、加强对网络社会思潮的引导与控制、强化网络技术治理中文化价值的正向塑造方面来构筑网络空间安全稳定的文化环境,以实现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巩固与维护。

课程思政视域下公安院校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实施路径研究

以课程思政为视域,促进公安院校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是公安院校政治育警,铸就忠诚警魂的必然举措。针对公安院校两类课程教师协同育人共识不强、协同育人实践不够深入及两类课程教师协同育人保障机制不健全问题。要从强化两类课程教师“协同育人”共识,建构协同育人“六合”模式推动两类课程教师“协同育人”实践的深入,并从制度建设、师资建设、物力保障方面健全公安院校两类课程教师“协同育人”保障机制,以夯实公安院校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实施路径。

荧光量子点在硝基芳烃爆炸物痕量检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量子点由于其特殊的光学特性和量子限制效应,在爆炸物检测领域被广泛应用。本文综述了近年来量子点在硝基芳烃爆炸物检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了量子点的发光原理、光学特性及量子点的主要制备方法;重点阐述了单核型量子点、壳核型量子点、掺杂型量子点、合金型量子点、碳量子点和硅量子点等几种不同的量子点在硝基芳烃爆炸物检测中的应用。最后,对荧光量子点检测硝基芳烃爆炸物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展望了其在痕量硝基芳烃爆炸物检测方面的发展趋势。

构建整体优化的刑事技术专业创新型实验教学体系研究

实验教学体系的建立是刑事技术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中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重要环节,为适应“新工科”建设需要,针对提高公安院校刑事技术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这一目标,阐述了构建刑事技术专业创新型实验教学体系的必要性。为构建整体优化的刑事技术专业创新型实验教学体系的径,应从目标、内容和条件等方面构建创新型刑事技术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具体内容,探讨改革创新刑事技术实验教学模式,发展多元化的实验教学,强化“校局合作”运作新机制,共同建设具有较高标准的双师型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建立科学合理的实验项目评价评估体系。

对中央苏区时期政治保卫工作的再认识

苏区时期的政治保卫工作有其特定的历史经验和存在价值,不能简单机械看待特定时期的做法。过去研究总结中央苏区时期政治保卫工作常把它与肃反扩大化联系起来,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苏区内部肃反过程中犯了扩大化错误,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然而,通过大量整理研究苏区时期党的档案资料和红色中华报等报刊文献之后,可以看到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保卫工作有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和特殊性,国家政治保卫局运行并非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国家政治保卫局实行垂直管理有其历史必要性,党在苏区时期领导政治保卫工作探索积累的重要经验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

人工智能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样态及数字化治理

人工智能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逐渐呈现出犯罪模式解构化,犯罪链条运作高效化,犯罪形式组织性、跨境性趋强,犯罪手段技术化、智能化明显,犯罪资金流转也呈现出多元化、数字化的样态。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演变更为复杂,也就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存在治理协同性不强、治理资源整合度不高、治理技术数智化不足、治理手段溯源性不够的特性。为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治理革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也应向数字化转型,要以数字化思维为引领,促进电诈犯罪治理思维进阶;以数字化资源为供给,拓宽电诈犯罪治理路径;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提升电诈犯罪治理能力;以数字化协作为保障,进一步完善电诈犯罪治理的协作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