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在传统社会,习惯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习惯是指特定群体成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构建起来的、并为他们所认同与遵从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习惯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建构、文化性建构和规范性建构。从经验考察的结果来看,习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并不是明确的,而是模糊与复杂的。习惯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有价值—耦合机制、权力—冲突机制、价值—整合机制等三种机制。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习惯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就必须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学会正确评估习惯功能的"净差额";二是要理性引导习惯的变迁方向;三是要善于发挥习惯的潜在功能。

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既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探索的一个新创举,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自身的演进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回应。从实践上看,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仍然存在结构上的"碎片化"、内部关系上的"紊乱化"、功能上的"梗阻化"等困境。因此,要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就必须坚持"三个注重":一是注重优化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结构,走出结构"碎片化"困境;二是注重理顺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内部关系,走出关系"紊乱化"困境;三是注重整合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功能,走出功能"梗阻化"困境。

论志愿服务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志愿服务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先锋力量。志愿服务以自愿、无偿为前提,通过交流、互动、引导等柔性治理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志愿服务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道德引领、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社会动员功能。志愿服务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发挥其社会功能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创新发展。要推进志愿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就必须要以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服务机制为总抓手,优化志愿服务发展的实践路径。这就要求:一是创新服务理念,强化思想引领。二是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三是完善服务机制,激发服务活力。

教育救助与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

"弱有所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民生建设目标,教育救助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民生建设目标的推进器。然而,目前我国教育救助正面临着严重的"碎片化"困境。这种"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在:一是政策制定的"非整合性";二是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三是管理体制的"非协调性"。因此,要走出"碎片化"的实践困境,就必须推进"整体性"治理。这就要求:一是尽快整合教育救助的政策体系;二是积极优化教育救助的资源配置;三是努力健全教育救助的管理机制;四是认真营造教育救助的社会氛围。

论优抚安置与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

作为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优抚安置有利于提高退役军人的社会地位,有利于保障退役军人的基本生活,也有利于提升退役军人的职业能力。然而,当前退役军人优抚安置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实践困境。这种制度瓶颈主要表现在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和制度曲行三方面。要使退役军人优抚安置制度助力新时代“弱有所扶”的民生建设目标,就必须加强新时代优抚安置的制度建设。这就要求:一是加强优抚安置的法治化建设;二是健全优抚安置的多元主体供给体系;三是加大优抚安置的制度执行力度。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积极探索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蕴含与实践路径,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设区的城市区域为空间范围,以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为社会治理主体,以党建、法律、道德、心理、科技、民规民约为社会治理手段,以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点内容,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行动目标,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制度目标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过程。在实践层面上,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的理念、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就必须践行"铸魂""民本""协同""融合""服务""创新"六大理念。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一建五治",坚持党建引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心治与智治并举。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提升风险防控、舆论导控、群众工作、破解难题、资源整合、信息处理等六种能力。

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科学决策、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民自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在于“契合度偏差”,即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认知、运行监管、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尚未能很好地契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走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契合度偏差”困境,就必须优化制度环境,从价值认知、监管制度、能力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下功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市域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思维转向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来看,在市域社会治理中,党组织、政权组织、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等行动主体通过“转译链接”所呈现的动态过程即是市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关系。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各行动主体在主体结构中的位置及其所形成的关系模式决定了它们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不同行动逻辑: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是意识形态机制;政权组织的行动逻辑是权力机制;群团组织的行动逻辑是协商机制;经济组织的行动逻辑是交换机制;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是自组织机制;自治组织的行动逻辑是认同机制。从不同行动主体的行动逻辑来看,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社会治理格局,关键在于实现从“主客体关系”到“主体间性关系”的市域社会治理思维转向,这种思维转向必然要求市域社会治理必须牢固树立“协同”这一核心发展理念。

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活力的影响——基于贵州、湖南、广东三省的实证研究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使命。制度环境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关键变量。本研究基于2019年对贵州、湖南、广东三省988个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揭示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活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制度中的法律制度、激励政策和监督制度对社会组织活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正式制度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活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均是社会组织活力的重要解释变量。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深刻的政策意义。

论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

社会工作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重要专业手段,具有独特专业优势。要顺利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就必须增强社会工作的参与可能性。要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的参与可能性,而其最根本的就在于加强制度建设。可以说,制度建设是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加强制度建设,既利于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会,又利于提升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能力。推进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必须建立和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社会工作机构身份制度、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建设制度、社会工作社会认同等制度。

红色基因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关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工作作风等精神品质的总和。传承红色基因与基层社会治理在价值目标、实践主体和实践内容上相互契合,具有内在的耦合关系。作为红色文化的精髓与灵魂,红色基因是以优秀精神品质为主体的先进红色文化形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价值引领、道德建设和规范约束的功能。传承红色基因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耦合关系和红色基因的特殊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决定了红色基因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在实践中,要推进红色基因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就必须要从融入理念、融入渠道和融入机制上着手,优化融入路径。这就要求:一是要创新融入理念,确立融入航标;二是要优化融入方式,增强融入魅力;三是要健全融入机制,提升融入效能。

从“制度阻滞”看促进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创新

促进残疾人社会参与,是全面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的重要目标。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是指残疾人为了提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采取特定的手段和方式参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一种社会行为。目前,残疾人社会参与存在空间有限、机会缺失、渠道单一、能力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阻滞”。“制度阻滞”是指残疾人社会参与在制度安排上的缺失、冲突问题以及在制度执行上的曲行问题。当前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阻滞”主要表现为“制度缺失”“制度冲突”与“制度曲行”三个方面。因此,要消除“制度阻滞”,促进新时代残疾人的社会参与,使之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牢牢抓住制度这一关键环节,进行制度创新,优化制度环境,畅通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路径。这就要求增强制度的完备性,填补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缺失”;提升制度的协调性,化解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冲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纠正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曲行”。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乐平经验”的思考

推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关键在于打造一个体系完备、制度健全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对江西省乐平市的实地研究表明,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须在"人人有责"的探索中强化平安创建、部门责任、社会协同、市场融入和群众参与;在"人人尽责"的探索中注重健全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与服务、促进"综治险"的深度融入、发挥村规民约的社会治理功能和激发"帮帮团"的社会治理作用;在"人人享有"的探索中落实共享理念、平台建设和保障机制。乐平市在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给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这种启示在于: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筑牢"协同"、"融合"和"民本"三大理念。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蕴含与实践路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

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社会治理

青少年是时代的晴雨表,决定了国家的未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急速上升,违法犯罪人数增长迅速。从诱因方面来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征主要体现为社会融入偏差,具体表现为经济整合的失败、文化接纳的混乱、行为适应的失范、身份认同的畸形。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治理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法制教育浮于表面,未能落地生根;二是道德教育落后,形式单一;三是治理主体分散化,缺乏统一性。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治理必须从事前预防和事后控制两方面着手,要以全面性和效率性为原则,加强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以协同合作为基础,实现治理主体统一;以帮教为手段,推动违法犯罪青少年融入社会。

深植社会治理的伦理根基——中国共产党百年“德治”的经验与启示

德治是社会治理的伦理根基。社会主义道德主要根源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德治"实践。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德治"经验,乃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德建党、以德治国、以德育人。中共百年"德治"经验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启示在于:一是构建新时代社会道德体系,充分发挥道德的社会治理功能;二是持续加强党内道德建设,全面提升党的社会治理领导能力;三是坚持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积极创新新时代道德教育机制。

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的嬗变:历史、逻辑与启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肯定了社会治理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方面的重要作用。追溯党的百年社会治理实践,总结党的百年社会治理经验,探索贯穿于百年党史中的社会治理主线,乃是推动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从社会治理的百年嬗变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是一个治理目标、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不断科学化的过程。从治理目标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现了从"革命动员"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转向;从治理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现了从"一元化"到"一核多元"的主体结构拓展;从治理方式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单一行政化到"六治融合"的方式结构拓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有遵循"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百年社会治理主线,才能牢牢扭住社会治理的"牛鼻子"。这就必然要求: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二要坚持"人民至上"的社会治理理念;三要坚持政治、法治、德治、自治、心治与智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民主协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条新路径

民主协商是创新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这是因为,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民主协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民主协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践中,民主协商仍然面临着制度建设、实践路径与主体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极大地制约了新时代社会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路径,就必须保证民主协商在社会治理中既有位又有为。这就必然要求:一是要注重完善民主协商的制度建设;二是要注重创新民主协商的实践形式;三是要注重提升民主协商的主体能力。

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要实现“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目标,就必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这就需要紧紧围绕“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厘清基层社会治理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自治、法治、德治、心治所构成的“四治”体系,自治、法治、德治、心治都是实现“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只有着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四治”体系建设,才能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就要求:一是要着力加强乡村“自治”体系建设;二是要着力加强乡村“法治”体系建设;三是要着力加强乡村“德治”体系建设;四是要着力加强乡村“心治”体系建设。

残疾人社会组织活力:测量指标构建及其政策意义

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活力与残疾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要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充分激发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活力。而科学构建测量指标是解决残疾人社会组织活力问题的基础。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分析视角来看,残疾人社会组织活力是指残疾人社会组织在资源动员、专业服务、行业竞争、行业自律、价值引领等方面的发展状态。因此,可以从动员力、服务力、竞争力、自律力、引领力五个维度构建残疾人社会组织活力的测量指标。建构残疾人社会组织活力的"五力"测量指标的政策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科学确立评价残疾人社会组织活力的指标体系;二是有利于正确调整激发残疾人社会组织活力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