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QDII境外投资风险防范问题探讨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QDII境外投资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QDII境外投资活动将更具有不可预测的风险性。而且我国QDII境外投资风险防范制度存在缺陷。为了防范各种风险,我们应当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我国的立法机构应当进一步完善QDII法律体系;其次,监管机构应当完善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再次,QDII机构则应当提高境外投资管理水平,选择正确的投资市场,设计科学的投资产品组合,同时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完善风险规避机制;最后,还应加强QDII监管的国际合作。

试析我国土地征收行政补偿制度

土地征收行政补偿很有必要。当前,我国土地征收行政补偿中存在诸如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补偿项目构成不规范、利益分配不合理、农民自主权受到限制以及土地征收行政补偿程序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明确界定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范围,完善土地征收行政补偿程序,明确补偿标准、范围和方式以及引入司法救济,从而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行政补偿制度。

来自竞争的价值

反垄断法的规定一般都比较原则,条文较少,但它所要适用的对象却纷繁复杂。有限的规则要充分而有效地适用于纷繁复杂的对象就必须深刻地理解和正确地掌握反垄断法所追求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竞争、公平、自由、效率、公益、发展和法治等。

立法程序的价值分析

立法程序并非纯粹的制度形态,而是一定价值形态的载体。立法程序的内在价值是程序正义对立法程序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包括民主、平等、理性及效率。程序民主表现为程序的参与性和公开性;程序平等要求为程序参与者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并保障其受到平等对待;程序理性包括逻辑理性和说明理由两方面的内容;程序效率主要体现为程序运作成本的经济性、程序规则的可操作性、立法信息渠道的通畅性和信息反馈的灵敏性。

著名商标认定与保护区域法律协作

随着各地著名商标认定与地方保护立法的全面展开,各地相继认定了本行政区域内的著名商标或知名商标,并由此在不同地区形成了商标竞争。为了协调不同区域的著名商标认定与保护制度,加强对区域之间的商标保护法律合作,先后形成了华东六省一市、泛珠三角区域、华中六省等若干商标保护的行政协作网络,就著名商标认定的适用范围、信息交流、行政执法协作等展开了区域法律协作工作。

我国电信业适用反垄断法的问题探讨

在我国电信业重组和反垄断法实施的背景下,电信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反垄断法在电信业的适用应遵循"一般适用、例外豁免"的原则,适用的重点是对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有效规制,并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反垄断职权进行合理界定。

浅论美国的商业保释制度

商业保释存在于美国大部分州，甚至被认为是美国刑事司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商业保释在美国是个获利颇丰的行业，为避免损失，保释担保人通常雇请专业赏金猎人来追回逃保的被告人。为规制赏金猎人的权力滥用，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赏金猎人责任和资质认定法》。商业保释制度的正面价值在于能使更多的被诉人获得保释，人身自由免受不必要的剥夺，实现社会控制，但也存在使保释的决定受过多的法庭外因素影响、造成经济能力不同的人获得保释的机会不平等等弊端。

迈向法理学的中国经济法学

经济法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新型部门法,其理论研究的拓展与实践的运用需要法理学的支持与诠释。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提炼需要法理基础知识的支撑;研究范式的取舍需要法理价值的评判与证伪;研兜视(?)的拓宽亟须树立法理背景知识的支援意识,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厚重的经济法本土资源,对其施以"创造的转化"有益于当代经济法的实施。经济法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凝练、升华与方法论的变革,需要提倡并迈向法理学的经济法研究。

法学应是一门最讲理的学问

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是集思广益的大众智慧、是一个社会最高最后的评判标准,法律的这些性质决定了法学应是一门最讲理的学问。同时法律必须得到普及和普遍适用,法律的这一要求又决定了法学所讲的理是常理。但目前我们的法学讲理还不充分、不够好,为此,应加强法学研究。法学研究要观察,以探究天地人、追求真善美,从中概括出相应的范畴、命题和原理并具体化为各种法律规则,只有以人为本的法律才是讲理的法律。此外,还要开展争鸣和讨论,不仅要由当事人在法庭上互相讨论,而且可以开展社会讨论。

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领域

面对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扩张的知识产权,学者提出了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是知识产权的效力所不及的知识领域与知识的某些方面。它不仅是对抗知识产权不合理扩张的旗帜和理论武器,也可以解决反对知识产权不合理扩张的社会力量的集体行动问题,还是创造的前提和知识产权制度正常运转的工具。公共领域存在的客观基础是知识的公共性、共享性以及历史继承性。尽管公共领域有独特的价值、功能和存在的客观基础,它也有假设前提虚假、作用范围有限等局限性。公共领域的局限性可以被克服。

论行政规制的正当程序控制

正当程序是实现对行政规制权力控制的当然要求。这是因为,正当程序契合了规制的科学性和合法性要求,能够实现行政规制与法律控权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行政规制的程序控制比较薄弱,立法粗疏,缺少"协商型"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效力不足,无法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以及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建设看,通过正当程序控制行政规制是我国的可行选择。为此,应当建立和完善"审判型"、"立法型"和"协商型"行政程序;区分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建构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核心的规制影响分析制度。

我国反垄断法的司法制度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简称《反垄断法》)多年磨一剑(从国务院1987年成立反垄断法规起草小组、草拟《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起为20年,自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垄断法》列入立法规划为13年),于2007年8月30日颁布,并将于今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的颁行,是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暨中国经济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意义深远。为准确把握我国《反垄断法》的特点、价值追求与颁行意义、作用,厘清《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行业监管等相关法律制度的关系,本刊特约请国内有关反垄断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模式下的股权制衡问题--兼议大小非解禁带来的股权结构转型契机

实证分析表明,大小非解禁虽然已持续近两年的时间,但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然而,变革中的市场、法律和政治所形成的合力将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从高度集中模式向相对集中模式逐渐转型。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阻碍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股权结构的转型为公司治理问题的缓解提供了契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多种类型,比较而言,既有控股股东又有制衡股东的股权结构更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绩效,因此,它应当成为大小非解禁过程中政策引导的目标。

行政立法权扩张的现实之批判

我国近20年行政立法权的范围不断膨胀:职权性立法权的主体范围逐渐扩大,以行政立法规定的事项超出了传统的行政法领域;授权立法也迅速发展,授权主体和被授权主体多样化,授权范围过于笼统、概括,无必要授权以及被授权主体怠于行使所授立法权的现象较为普遍。另外,行政机关还享有广泛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垄断性解释权。我国行政立法权的扩张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对国家宪政体制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同时,行政立法权的不断扩张,也使国家对行政权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依法行政原则之“法”的反思

在实践中,我国的依法行政往往陷于限权与越权的悖论,行政执法成了"合法侵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依法行政原则之"法"为广义的法,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各种法律渊源。考察依法行政原则之"法"的本义以及各国的经验,依法行政原则宣告的是:约束行政只能依赖于国家代议机关立法的他律而不是政府制法的自律。为此,要破解我国依法行政的困境,需要区分依法行政原则之"法"与行政法渊源之"法",同时要将依法行政原则之"法"局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我国税收行政立法权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出路

虽然行政立法构成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但税收行政立法行为与税收行政立法授权同时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前者表现为有相当一部分税收行政立法的法律依据不明确,有明显的越权立法之嫌疑、特别授权立法违反《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的要求、部分税收立法的内容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后者表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规定的"授权"缺乏宪法或法律依据等。我国税收立法合法化改革的主要途径是税收立法权的合理回归,即建立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税收立法为主、以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为辅的税收立法新格局。这一新的税收立法格局既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符合我国税收立法的现实。

民国时期监督慈善团体立法及其启示

民国时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里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既给慈善事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给慈善事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对慈善团体的规范管理,显得尤为迫切。本着扶持与监督相结合的原则,民国时期南京政府先后制定了《监督慈善团体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监督慈善团体以保障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当代的慈善立法中也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论修宪程序中的公众参与

修宪的民主原则要求公众广泛而有效地参与修宪活动。从各国宪法规定与发展趋势看,公众参与修宪方式的多样化是当代宪法发展的方向,其中公民创制与全民复决是更有深度、更具实质性的参与方式。我们应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文化、公开修宪信息、拓宽参与渠道与方式、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制度,以提高我国公众参与修宪的质量。

适宜性行政规制:生态规划适宜理念的借鉴

传统的行政规制以最优规制为导向,采用官僚(专家)决策模式;然而,最优规制是不可能的,官僚决策模式也缺乏正当性。在当今,为应对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和法治社会提出的挑战,需要借鉴生态规划的适宜理念,以适宜性规制为导向建立"去中心化"的决策模式。适宜性规制是专家理性和公众理性竞争的结果,也是对安全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审慎权衡的结果;而"去中心化"的决策模式则要求平等尊重各方参与者的观点和意见,并将它们置于正当程序之下理性审视,防止任何一方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尤其要防止政府决策权的垄断和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