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境要素禀赋的畜禽养殖总量控制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考虑环境要素禀赋,对区域畜禽养殖数量进行总量控制是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笔者测算了2000—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承载力、允许养殖总量以及实际养殖总量,并从畜禽养殖规模以及生态功能区划角度探讨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总量控制的基本思路。结果表明:2000—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实际养殖总量均超过允许养殖总量;高安市、东乡县、余江县、德安县以及南昌县实际养殖总量占允许养殖总量百分数偏高,应该降低畜禽饲养量,提高畜禽粪肥利用率;都昌县、湖口县和彭泽县实际养殖总量小于允许养殖总量,这些地区虽然还有适当扩大养殖规模的空间,但应注重提高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率以减小潜在的污染。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土壤环境承载力及污染风险研究

[目的]测算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过程中的土壤环境承载力及其污染风险,为合理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空间布局、实现可持续养殖提供参考。[方法]利用2000—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4个县（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土壤环境承载力及畜禽污染物排放量的测算和评估。[结果]2000—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粪便耕地负荷警报值在0.7左右,总氮耕地负载警报值为0.5~0.6,总磷耕地负载警报值超过了1,畜禽养殖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威胁。畜禽养殖污染风险较高的地区为高安市、东乡县、余江县、德安县以及南昌县。[结论]污染风险较高的地区应强制实行畜禽养殖总量控制和污染物消减措施,而湖口县、都昌县和彭泽县畜禽污染风险较低,可以适当扩大养殖规模。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文献综述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研究的整体框架

本文阐述了开展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分析了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范例,深入系统地开展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课题研究的典型示范意义;从经济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学、资源科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和理论视角,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学科交叉特点及国内外多学科研究的主要成果和重要观点;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三个重要方面对相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了综合评价与展望;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实践中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和问题,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具体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总体把握、重点突破和总结归纳的研究思路,设计出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总体框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25个县(市)面板数据的DEA分析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江西省传统农区,其粮食生产在江西省粮食生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采用DEA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实证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粮食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状况。整体来看,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技术进步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主要因素。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就各县(市)来看,永修县、瑞昌市、余江县和贵溪市4个县(市)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其他21个县(市)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均上升。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农业生产率研究——兼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传统农业生产率测度如果忽视资源环境约束,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地区农业经济的真实增长绩效。本文首先对资源环境约束与区域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指出资源环境约束下农业生产率研究的创新方向在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农业生产率测算比较和影响因素分析、资源环境政策实施成本分析以及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影子价格测算。最后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需求,阐述资源环境约束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率研究的关键问题,从而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供决策支撑。

环境管制背景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工业化效率研究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环境因素越来越成为评价工业效率的重要指标。在对环境管制约束强度与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DEA分析法对环境管制背景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工业化效率进行实证检验和评价,得出了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发展纯技术效率偏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待进一步协调等结论。要提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的效率,必须采取加大科技投入和引进科技人才力度等措施。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经济指数评价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衡量和评价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状态是当前研究重点和难点。在借鉴经济增长生态指数及生态效率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构建了包括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生态建设、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5个模块在内的生态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并将其应用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结果表明:(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生态经济指数差异明显,其中万年县的生态经济指数最高,达到55.74,在研究区中生态经济发展状态最优;瑞昌市的生态经济指数最低,只有28.65,即生态经济发展状态最差;(2)生态经济指数得分较高的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在发展生态经济过程中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保力度,加强生态建设;其他地区应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相结合;(3)生态经济指数得分较低的县(市、区)在发展生态经济的过程中,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并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经济指数的总体得分也较低,只有38.37,处于较差水平,需从提高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水平入手。最后就生态经济指数评价体系构建方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利用效率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解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耕地利用情况,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GIS技术,以县域为评价单位,建立耕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1999—2010年耕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度,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揭示了耕地利用效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9—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为0.844,说明耕地利用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综合技术效率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影响,但规模效率对其影响更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耕地利用效率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性;从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来看,各因素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按从大到小排序是:耕地复种指数>农业政策>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单位耕地面积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可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资源有效利用,提高耕地利用潜力提供科学依据。

建立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是破解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难题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湖泊湿地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在简要阐述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分析了鄱阳湖湿地实施生态补偿的政策依据及其面临的困难;根据"受益者补偿"原则,确定了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综合考虑湿地保护损失成本、政府财力以及农户受偿意愿等因素,确定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范围为80—90元/亩/年,并提出了鄱阳湖湿地造血型生态补偿方式及政策构想。

基于排污权的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江西鄱阳湖流域即"五河一湖"为研究对象,利用南昌、景德镇、九江、新余、鹰潭、赣州、吉安、宜春、抚州、上饶等10个沿流域主要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连续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关系模型并计算出污水排放理论与实际的差值,获得各城市超标排污权或未使用的排污权,通过人均工业废水排量与人均工业总产值之间的效益关系确定排污权价格,算出各个城市相应的补偿或者受偿金额。结果表明,2009年南昌、新余、赣州、吉安、宜春、抚州等城市使用的实际排污权大于理论的排污权,理论上应当要付出的补偿资金分别为152亿元、9亿元、103.8亿元、114.9亿元、7亿元和23.2亿元;景德镇,九江,鹰潭,上饶4个城市的实际排污权要小于理论排污权,理论上应当获得补偿资金分别为31.7亿元、55.6亿元、102亿元和68.9亿元。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对策。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综合考虑农户受偿意愿、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构建生态补偿标准转化模型,对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及其分区特征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约为365.64亿元/年,湿地农户受偿意愿总值约为82.96亿元/年,鄱阳湖湿地行政区内部和外部生态补偿标准总值分别约为86.88亿元/年和84.91亿元/年;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实施对策建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的现状、困境及发展思路

描述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了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公众环保意识薄弱、资金短缺、基础设施落后、技术推广应用滞后等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农业今后的发展思路。

区域水资源集约利用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文章从农业用水、工业用水以及居民生活用水等指标合成区域水资源集约利用指数,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数据为基础,对区域内水资源集约利用进行综合评价,再利用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2年期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资源集约利用指数呈上升趋势,从5.39增长到5.63;在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资源集约利用的因素中,干旱指数对水资源集约利用程度的提高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供水率、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重和万元工业增加值这三个因素对水资源集约利用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论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科学问题

本文基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了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想,通过阐述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目前的研究现状及综合述评,提出了建立普适性的区域生态补偿价值定量估算函数转换模型及以县(市)为基本行政单元的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模型两个关键科学问题,并将未来的研究方向构想为:进一步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理论与评价方法,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时空格局、生态补偿价值时空格局及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探索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实施机制。

基于LCA方法的生猪产业温室气体排放时空特征分析——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基于200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0个县市面板数据,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LCA),选取生猪肠道发酵、粪便管理系统、生猪饲养环节耗能、生猪饲料粮种植、生猪饲料粮运输加工和猪肉产品屠宰加工6大环节,测算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总量上,200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产业生命周期及各个环节的当量排放量均呈上升的趋势,其中生猪饲料粮种植、生猪饲料粮运输加工、粪便管理系统和生猪饲养耗能环节温室气体上升趋势更加显著;结构上,粪便管理系统和生猪饲料粮种植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地域差异上,余江县、南昌县、东乡县和高安市的生猪养殖当量排放总量增长迅速,且排放总量远高于其他26个县市。

新世纪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粮食生产面板数据,运用粮食生产集中度指数,从总体和县域视角综合分析其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特征,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成因。结果表明:粮食产区由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逐渐向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转移和集中;新建、都昌、鄱阳、余干、彭泽、进贤、樟树七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呈上升趋势,其余18个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呈下降趋势;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起到显著正向作用,其次是人均耕地面积和种粮经济效益比,而肉类产量、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对粮食时空演变起到负向作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党的十八大报告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突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确立＂美丽中国＂奋斗目标,昭示着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强国的坚定决心。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并利用农业土地利用和城镇土地利用两方面的指标,合成区域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指数,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单元的土地资源利用数据为基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依此对区域内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利用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综合排名从高至低前三位依次为:南昌县、新建区、都昌县。在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的因素中,"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森林覆盖率"等因素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均绿地面积"对其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变迁及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省传统农业生产区,其粮食生产在江西省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基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2000—2013年的粮食生产数据,描述了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变迁的基本态势,测算了区域内粮食生产的空间相关性,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变迁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粮食产量呈增加趋势;粮食生产空间分异明显;区域内粮食生产具有空间正相关性;耕地面积、粮食单产、复种指数、水资源丰沛程度、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指标是驱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变迁的主要因素。

基于基尼系数的森林资源分布评价——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森林资源的分布评价是当前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依据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基本内涵,构建森林资源分布评价模型,提出森林资源分布系数。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基于不同匹配指标,对区域内森林资源分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该模型从不同角度定量评价区域森林分布状况,取得较好效果,4项评价指标均表现为相对均匀以上的水平,但资源分布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2)基于不同的匹配指标得出的森林资源分布系数不尽相同,从林业用地面积的角度得出的森林资源分布系数均要小于从国土面积的角度得出的森林资源分布系数,森林蓄积的分布系数均要大于森林面积的分布系数。文章最后对模型评价方法的科学性与适用性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