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观护基地法律依据与发展路径探析——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2008年江阴市未成年人观护基地成立以来,累计接纳1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获得认可的同时,实践中也暴露出设立观护基地、开展社会化帮教与矫治存在法律依据不足、运营方式单一制约发展等问题。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在于我国少年司法体系不完善,另一方面在于观护基地运营模式不系统、不规范,定位不明,社会支持不充分。以"帮教、感化、挽救"的方针为基准,从少年司法的独立视角出发,分析国际条约、立法精神、法律原则,未成年人观护基地有着法律依据与现实需求。以江阴市未成年人观护基地为例,探析观护基地替代羁押措施、提供司法处理依据、预防再犯罪的功能,提出建立"政府支持、司法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观护基地工作模式。

江苏省江阴市检察护航公共安全

江阴市检察院紧町高层住宅、燃气安全、安全生产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高质效办案助推公共安全领域风险排查整治走深做实。筑牢安全防线。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护航安全生产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抓好重点场所专项整治。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以及相关制度规范实施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包括依职权受理案件的范围,对裁定、一审生效判决、调解的监督以及监督方式的选择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为此,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及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试点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并完善民事检察工作。

如何处理好人大监督与民行检察监督的关系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其自身履行监督职能的同时,应受到人大的监督。本文从人大监督、检察监督、民行检察监督的关系,民行检察工作如何接受人大监督,人大又如何对民行检察工作进行支持三个方面阐述了人大监督与民行检察工作的关系。

主诉检察官制度发展的困境及改革思路

主诉检察官制度作为检察官办案制度在公诉工作中的改革创新,具有明确责任、提高效率、提升公诉效果等多种优越性,但由于地位不明、权责不清、配套不全,致使其在实践过程中发展缓慢,甚至在有些地方名存实亡。破除主诉检察官发展障碍,必须在明确地位,充分放权、提高待遇、加强监督等方面加大力度。

浅淡检察档案编研工作

在江阴市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三十多年中，检察档案随着检察工作的全面展开得到蓬勃发展，数量与日俱增，门类不断扩大，内容进一步充实，至2013年lO月，档案室共藏有文书档案、检察诉讼、检察技术等纸质档案42157卷件，录音录像照片、电子档案等特殊载体档案3605件。室藏检察档案充分反映了检察机关业务工作、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直接体现了检察机关管理的规范化水平。为检察业务、争先创优、法制宣传等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源，同时广大群众对检察档案信息的需求也空前增长。在这个背景之下，检察档案的编研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公务用车管理的强化途径探索

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公务用车作为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中的内容之一,需要积极的践行文明交通规范要求,检察机关公务用车如果管理不到位,不仅容易出现交通问题,更会带来我国司法机关负面影响,所以在严抓政府机关公务用车管理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应该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出公务用车的示范性、引导性效应,着力提高全体检察机关干警的人民素养,维护我国检察机关积极正面形象。本文将对我国检察机关公务用车管理过程中曾经面临的问题不足进行分析,并讨论在新形势下如何强化检察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士带来经验参考。

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抑制违法侦查,救济公民权利。2012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我国法治的一大进步。在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检察机关扮演着参与者和监督者的双重角色,如何在检察环节做好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不仅关系到检察机关能否正确履职,也关系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以行贿行为谋取“正当利益”问题探究

以行贿谋取“正当利益”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入罪空间。此时的“正当利益”虽然符合相关法律规范,但是依然具有不确定性。行为人如果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违背职务的行为获取该“正当利益”,则可能构成行贿罪。因此,“正当利益”非法化是由国家工作人员违背职务行为所导致的。其中国家工作人员违背职务的行为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出于为行贿人谋取“正当利益”的目的,实施的独立于行受贿的行为。在“正当利益”非法化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应当综合考虑国家工作人员履职行为是否存在瑕疵,行贿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有无损害他人具体利益或者获取额外利益等因素,审慎入罪,确保案件处理符合天理、国法、人情。

论逮捕中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方法

社会危险性条件具有未然性。证据无法证明具有未然性的未知事实,人们只能依靠客观的事实合理地推定。对社会危险性的推定必须建立在有客观证据证明的行为之上。我国法律规定的迳行逮捕条件完全忽视了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存在,极大地消解了社会危险性条件的限缩作用。应当将迳行逮捕条件融入到社会危险性条件当中,合理地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如此可以有效发挥社会危险性条件的限缩作用,防止滥用逮捕,有效保障人权。

人身检查的类型化与程序规制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人身检查措施中增加了采集人体样本的内容,但在约束条件方面却未有增益,存在概括授权的缺憾。与其他侦查行为相比,人身检查在实施的对象、方式、目的方面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它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干预和处分极为广泛与深入。由于人身检查行为的类型多种多样,简单划一的约束方式难以奏效,因此需要对这种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类型化分析,通过比例性的规制来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合理平衡。

浅谈高职院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由于对基本党务知识了解不全面、就业方式多元化等主客观原因,使得其在毕业时的党组织关系转接过程变得复杂。文章重点分析了高职院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对策。

所有权保留的分期付款买卖中的权利结构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分期付款买卖作为一种典型的信用交易方式在我国已被广泛运用。所有权保留作为一种特殊的担保方式与分期付款买卖紧密结合 ,有效保障了出卖人价金债权的实现和双方权利义务的均衡。因此 ,对所有权保留的分期付款买卖进行研究 ,特别是对其中的权利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明晰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界限 ,充分保障该种交易方式的顺利发展。

所有权保留在我国的立法现状与完善

所有权保留是对移转所有权设定特定条件的法律制度,它广泛地运用于分期付款买卖中,由于其具有担保价金给付的功能,故被交易习惯、判例法乃至成文法确认为担保制度之一。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一般肯认所有权保留是一种债法上的担保,大多将其限定在买卖的范畴予以规范。我国的所有权保留也规定在《合同法》之中。本文分析了我国《合同法》中对所有权保留规定的不足,并提出了修改和完善的建议。

论优势证据的内涵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盖然性的优势证据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本文试从二个方面揭示优势证据的内涵 :优势证据体现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

著作权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审视与完善

随着侵犯著作权犯罪活动的日趋活跃,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刑事案件数量的增幅明显,涉案侵权物品处置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运用现状和运行机制来看,在对侵犯著作权犯罪涉案财产处置中,既有违法所得认定不一等实体方面的问题,也有对被害人的损失补偿程序缺失等程序方面的问题。对此,有关部门可以“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为总体框架路径,从违法所得采取总额没收原则、完善涉案财产处置程序和增设被害人损失赔偿制度等方面,对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程序进行构建与优化。

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中的风险监管义务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保证保险进行规范,完全取决于各方参加人的意思自治与平等协商。在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合作协议未约定风险分配的情况下,依据市场风险分配规则与公平原则,保险公司应最终承担借款人将借款挪作他用的风险责任。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考量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伟大目标,也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作为定纷止争的最后手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我国,由于冤假错案的不时出现、司法腐败和司法负面消息的不时传出,严重损害了司法威信,加之我国重访轻诉的司法文化造成司法的确定性不足,致使司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司法改革应从立法层面、司法实践层面、制度保障方面全面推进,确保司法公正,以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