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实践性教学体系构建研究——河北大学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改革

法学实践性教学需要从宏观上构筑一个由课堂教学、创新性实验、科研训练、实习实训、社会实践活动组成的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通过科学有效、规范化的教学体系设计,使法学教育形成理论与实践互动互促的良性机制。同时,深化法学实践性教学改革,还必须考量实践教学的物质支撑、践行主体、实践教学基地等因素,构建和完善与实践教学相配套的保障机制。

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河北大学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人才培养模式事关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在法学专业面临规模扩张和就业困境的双重压力下,改革和完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各高等院校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河北大学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的实际调研发现,原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培养目标定位、专业课程设置、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与缺陷。比较与借鉴国内外著名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运行模式和成功经验,结合每个学校的实际情况,应当加快推进包括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定位、课堂教学环节的内涵建设、在校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等方面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发展。

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教学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以河北大学为例

如何培养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管理人才,设计符合科学性和可行性的、有着时代特色的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方案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结合河北大学近年来进入国家"一省一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序列的有利时机,从专业指导思想、课程教学、社会实践等方面提出改革思路,旨在针对政治学与行政学存在的共性问题探索解决办法。

河北大学专利状况分析、比较与展望

分析了河北大学的专利申请与授权状况,阐述了河北大学的知识产权环境,并对比了兄弟院校的专利申请保护状况,论述了河北大学专利申请量不足及分布不均的原因,提出了河北大学今后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科研成果专利化的工作重点和发展展望。

河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思考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是涵养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时代新人的有效路径。河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需要思考对党、民族、青年的时代价值;从教学导向出发做“学、思、悟、践”教学定位、赓续红色基因;从课程设计出发切实改进教学方式、创新打造多样化教学平台。河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在时代价值的角度,对党、民族及新时代青年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在教学目标角度应统筹规划教学环节,砥砺青年思想品格;在课程设计角度应理论教学结合实践体验,助力平台搭建。总之,河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需着重把握理论发展性特征以提升思政课教学创新力,凝聚思想共识、提升红色文化育人价值。

日本法科大学院教育制度及其问题

建立法科大学院是日本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扩大法律职业数量和确保法律职业培养质量的目标下作出的制度选择。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属于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主要是为日本培养高素质的法律职业人才,在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认定与评价标准等方面均具有自己的特色。

韩国法学专业大学院教育制度运行状况及其借鉴

对韩国法学专业大学院的设置、招生、教师配备、法律实务教育、毕业生的律师资格考试及就业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标与韩国法学专业大学院教育目标相似,并分析了韩国法学专业大学院教育制度对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借鉴意义。

韩国法科大学院教育制度评介

为了培养高素质法律家,韩国决定通过司法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改变法学教育模式。经过多年的讨论,2007年,韩国公布了《关于法科大学院设置和运营的法律》。该法对法科大学院的设立条件、招生方法、课程设置原则、教员的配备、教学评估等进行了规定。法科大学院的建立对法学本科教育、司法考试制度、司法研修制度等带来了诸多影响。韩国的法科大学院教育制度是借鉴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建立起来的,通过这一制度实现了法律家培养一体化。

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新近发展研究

2004年,日本建立法科大学院教育制度,目的是改革传统的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弊端,为日本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家人才。法科大学院注重法律实务教育,由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法律家担任教学工作,毕业生获得法务博士学位,并可获得直接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近几年来,受司法考试合格率和就业率较低的影响,法科大学院的报考和录取人数不断下降,一些法科大学院停止招生。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大学自身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方法,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改革方案。从最近的改革措施来看,主要包括改革法科大学院体制、提高教学质量、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建立就业支援组织、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等。

中国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丛日云教授访谈

留学精英对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在引进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又存在着误读,这种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由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双重的差距造成的。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守护历史文脉 传承中华文明——河北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作为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汇的聚集地,河北省孕育了品类齐全、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加强对河北省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不仅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同时也是文化传承与保持文化多样性以及推动河北省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河北省文化遗产的区域特点和保护利用的现状,探索相关路径,对保护文化遗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坚持原真性与活态性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大科技创新保护方式的力度,这些方式都值得关注与思考。

河北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河北省作为民族大省,拥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时刻关注。2019年8月,党中央就做出过重要指示,要加强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浅谈童年父母陪伴缺位现象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基于河北省某大学110份大学生问卷的研究

通过自编问卷对河北省某大学在校150名大学生成年前的父母陪伴缺位情况做了调查,共回收问卷110份。结果显示:在成年前,童年父母陪伴缺位现象较为普遍;在父母一方陪伴缺位的情况中,父亲陪伴缺位现象普遍;陪伴缺位现象在城市和农村均存在,农村现象更为普遍;成年前的父母陪伴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品格品性,学习成绩等都有影响。本文想借此结果探讨不同因素对于父母陪伴缺位现象的影响,以及曾经的童年父母陪伴缺位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法治思维现状、问题及培养对策

法治思维是指基于对法律的信仰,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利用法律规范去认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方式。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新生力量,大学生树立法治思维对于提升个人能力、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大学生的法治思维仍存在不成熟、不稳定、实践能力较弱的问题。对此,需以问题为导向,从课程构建、师资培养、舆论治理、社会氛围、自主学习等方面着手,高校、社会、大学生三方合力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逐步提升大学生法治思维水平,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立法建构

公司濒临破产时已经或者即将失去债务清偿能力,此时的经营风险将由股东向债权人进行转移。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是助力债权人应对上述风险的重要支点,因为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地遏制股东、董事以及债权人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防止公司资产的持续恶化。在学理上,“直接义务论”和“间接义务论”都可以为其立法建构提供逻辑支持,前者强调当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直接承担信义义务,后者则认为此时董事依然对公司整体承担信义义务,但是应在决策中重点考量债权人利益。从我国公司治理实践来看,也有推进该制度立法建构的现实需求,包括平衡认缴资本制对法定资本规则的弱化、弥补破产程序启动规制的不足、顺应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发展以及填补公司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制度缝隙等。无论是德国和奥地利对该制度的明确规定,还是美国的“加深破产理论”与英国的“不当交易条款”等功能性替代规定,都能够为我国的立法提供参考。就具体的本土方案而言,可以“直接义务论”为指引,将该制度嵌入破产法体系之中。同时,围绕董事破产申请义务触发条件的界定、董事破产申请义务启动主体构成边界的明晰、董事破产申请义务限制期限的规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中重整程序的融入、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责任承担以及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债权人追诉机制等相关内容,建构系统化的具体规则。

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划分问题研究

在我国当前,为了回应轻微罪数量逐步增多的立法趋势和司法实践中犯罪结构的变化,实现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的去同质化,应当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微罪三个层次。关于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划分标准,理论上存在不同认识,应当以犯罪分层的功用为导向,采用法定刑和宣告刑并置的二元标准说。依据此标准,最低刑为3年(不包括本数)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罚的犯罪为重罪,最高刑为1年(不包括本数)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为轻罪,最高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罚的犯罪为微罪。对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应根据宣告刑标准予以差异化设计,同时应根据故意犯和过失犯的不同对重罪的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予以差异化设计;对重罪、轻罪和微罪的犯罪非既遂形态和帮助犯的处罚范围,应根据法定刑标准依次缩小;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应根据宣告刑标准在重罪、轻罪和微罪之间予以合理分配。

国内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法院经过不断探索,建立了律师调查令制度。目前,律师调查令制度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若干问题。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调查令申请条件、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调查令跨省适用等若干方面均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或改进。关于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需要在“公的性质”基础上,从证据持有人维护司法秩序义务之角度加以审视。调查令的申请条件有必要取消“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避免制度上的逻辑性矛盾。应当建立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的程序,维护证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调查令制度应当允许跨省适用,提高律师证据调查收集的效率与实效性。

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层级罪过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主要有故意说、混合罪过说和择一罪过说。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均存在不足。不论从刑法相关条文的客观含义还是污染环境罪的处罚必要性来看,均应当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包括过失”,而且过失与故意之间系层级关系,即故意是建立在过失基础之上的、更高层级的罪过形式。此种解释结论所引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罪过形式的不同实现刑罚个别化,进而贯彻罪刑相适应和责任主义原则。为此,应当提倡根据故意从重处罚,即将故意的功能拓展到量刑领域。此解释结论可以运用于指导所有罪过形式“包括过失”之具体犯罪的量刑。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对策

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数据已成为重要生产要素。自2023年10月国家数据局挂牌成立后地方数据局相继出现,我国数据要素大市场发展形成新格局。数据要素交易监管机构、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和数据要素交易主体是数据要素市场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构建路径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反复博弈密切相关,政府监管机构、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和数据要素交易主体的最优策略应该遵循从“强化监管,严格管理,合规交易”向“放松监管,严格管理,合规交易”转变的方略。为实现这一路径,短期来看,应通过制定认证标准和培育评估市场降低合规成本,并通过引入信用工具和研发AI系统提高合规效率。长期来看,首先,应通过“区块链技术+隐私计算技术”解决数据要素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的数据要素交易过程中面临的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风险;其次,通过贯彻市场评价贡献原则,并结合区块链“共票”技术解决数据要素价值不确定性带来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问题;最后,通过强化数据要素交易平台执法,实现各区域平台互联互通,努力消除数据要素垄断对有效市场竞争造成的不利影响。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