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而非“政权”: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立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从政治入手的,以解决政治问题为目标,但他并不主张乡村建设运动与政府发生直接联系。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支点重心向来在社会而不在政治,所以乡村建设者应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他却想利用政权来实现他们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使社会运动有一个更圆满的结果。

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

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本文提出的“压迫性反应”表明,当“集团”还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集团”外部的“压迫”。中国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主要不是根据“集团”内部“奖罚分明”所进行的“选择”,而是对“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

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改革中遭遇发展瓶颈时解决难题的密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新土改"的重大决策,不但为着手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痼疾启动了闸门,为中国新的改革和发展注入了动力,而且为国际社会所瞩目,期之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土改"的"妙方",究竟能否成功激发农村的潜力并达到预期效果,要看这一决策的具体实施能否切中要害。这就需要有现实和历史双重维度的富于创建的学术成果予以支撑。只有厘清了中国土地问题的由来和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药到病除,起"三农"问题之沉疴,兴中国发展之前景。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路径突破和制度创新分析

本文通过作者的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首先归纳了现阶段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制度层面原因。为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文章提出路径突破和制度创新的建议:在宏观层面上,要纠正将农民致富的梦想寄托在私人资本上的错误路线,纠正靠剥夺农民土地增值和农民工剩余价值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错误路线;在微观层面上,对农村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村庄体制、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财政体制等五个方面进行创新。

不能给新社会建设主体“戴绿帽子”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李昌平：今天的中国,经济繁荣了,但面临的社会问题却是越来越多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了。无论是老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还是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都是与＂社会全能政府＂体制相伴而生的。人们对社会服务产品需求如同经济产品需求一样,是多种多样的、无时无刻不大量存在和发生的,需要多元的社会建设主体满足人们不断发生的社会需求。

我的乡村改革试验

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几年前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书中归纳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曾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现任职于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昌平将该书中没有收录的他过去在基层工作时亲历亲为的一些改革故事,撰成本文专投本刊。这些改革探索,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哪些是有意义的改革?哪些不是真正的改革?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的行为方式到底受到什么约束?从文中看,地方政府对基层政权的改革既有支持的,也有不支持。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一些政府部门是不是永远都是改革的阻力?政府怎么当好改革的主导者?希望读者就李昌平同志文中所谈及的问题畅所欲言,以推动基层“真”改革的进行。

梁漱溟的县政建设实验及启示意义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邹平从事的乡村建设实验开始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县政建设实验阶段。在这一阶段,梁漱溟通过乡学村学的组织,自下而上,"从根底做起",以教育力量来改革行政,其目的是要在实际事业中养成农民"自动"的能力,促进自治的进展,从而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

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

社会泄愤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在参加者、发生机制及行动逻辑等方面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产生社会泄愤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及政府管治困境。因此,解决中国政府的管治危机需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合理建立社会利益的博弈机制、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在实现司法制衡的基础上提高国家管治能力。

国外土地流转制度的比较和借鉴

土地流转制度是土地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历史性、经济性、政治性及法律性。文章介绍了国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的土地流转制度,认为土地流转都要受到国家的政策管制,并注意保护农民的权益,并据此探讨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流转制度的几点建议。

利益博弈与抗争性政治--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政治社会学理解

文章通过对三部研究社会冲突新著的解读,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博弈的特点,并依此提出了抗争性政治的基本命题。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冲突主要是以底层民众的抗争方式表现出来的。抗争性政治研究作为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解释的是从利益博弈到管治困境的过程和特征。

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之优越性——与越南之比较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未来数十年中国农村的发展,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其中农村土地制度是《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内外部分学者和媒体炒作土地制度,认为中央将进行"第三次土改",可能作出土地私有化的决策。但是,从中央通过的《决定》看,中央在土地制度上仍然保持稳健,继续强调稳定和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本刊组织相关专家,从不同方面就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若干深层次问题进行讨论。希望本组讨论有助于深化学界和社会各界对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认识。

政府政策关乎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生产潜力或能力能够满足中国人吃饭，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是存在的。 中国粮食生产潜力很大 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非常难，以此判断中国存在粮食危机。主要理由如下：

村民自治制度运行质量评估体系探析

制度的生命不仅决定于制度文本设计的质量,而且决定于制度文本的有效运行与实施。经过近30年的演进,村民自治制度文本不断拓展丰富,但是,它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如何以及如何评价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质量,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考察制度实施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首要考虑的是确立制度运行质量的评估指标体系——即包含制度内容、制度实施、实施效能与制度目标的吻合度以及制度运行的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综合性体系架构。

人民公社动员体制的利益机制和实现手段

在人民公社时期,为了使农村服从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这一社会目标体系,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刚性措施:在经济上,国家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为制度性基础,通过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甚至生活资料的集体控制等手段,迫使农民对"集体"经济依附;在政治上,国家行政权力通过农民所依附的集体组织和各种党群团体深入到了农村最基层,并用强制性户籍制度对农民进行人身管制;在思想上,大力宣传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化为主要内容的奴化文化,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中。

村庄联席会议是农村政治沟通的有效载体--关于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联户代表会议制度的分析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在家庭代表、联户代表、村民监督委员会民主选举基础上,由村党支部主持,村委会、乡镇包村干部、工作区长、镇督导组成员、联户代表参加的村庄联席会议使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得到了落实,建立了长效机制,成为农村政治沟通的有效载体。对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塑造新的社会舆论和风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漱溟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与实践

本文对梁漱溟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在山东推行的农业合作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初步探索和考察,并就梁漱溟农业合作化思想的特点、原则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和评述。

政府主导作用是务工农民合法权益保障的关键

在许多农村,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合法政治权益保障问题,农民工子弟的就学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在某些地区还比较严重。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关键,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规范劳资双方的关系;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公务员培训机制,提高公务员对保障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的认识。同时,进行相关立法,使政府部门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时有法可依。

论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除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之外,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仍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农村人力资源的培训,就业信息、用工信息、市场信息以及政策信息的提供都需要政府做必要的工作,同时,以新型的管理理念和态度对待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与发展,以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农民"租赁公司"的健康成长,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三农问题,中国要避免做菲律宾第二

不久前,中央继2004年以来连续第五年发布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这充分说明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却很少有人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并从中得出有益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启示。

中国房市需要重构

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扶持弱势阵营实现住房自给自足(自主建房或合作建房)或保障基本居住权(政府提供廉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