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明到双雪涛:当代文学东北工业叙事的嬗变

在当代东北工业叙事中,草明和双雪涛是两个关键性节点,以这两位作家创作为基点研究当代东北工业叙事的嬗变,不仅有助于揭示东北文学中被遮蔽的阶层范畴,而且亦能够还原文化东北。当代东北工业叙事的嬗变具体体现为从总体叙事到个体叙事的位移,从图腾崇拜到崇拜缺失的转变,以及从历史形塑到自我形塑的更替。当代东北工业叙事的嬗变隐含着文本的文化语境及意义生成模式,其中包含政治改革转向经济改革、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与失语征候、共同体的建立与破碎等深广的意涵。

文学批评的坚守与拒绝:哈罗德·布鲁姆的中国启示

哈罗德·布鲁姆强调批评的身份独立性,其文学批评中饱含着书写者本人的精神向度、情趣意志与生命坚守。以布鲁姆为参照,中国文学批评标准的现化性建构需要强调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创性新,同时批评者应对文学怀有敬畏之情,在批评实践中应坚守内在精神独立性、坚持自我审视、坚守民族身份;应对文化话语的过度侵袭和批评的商业化倾向有所抵制,并对当前"泛娱乐化"的批评倾向保持警惕。

《现代汉语词典》“×然”类词的释义模式

文章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然”类词的穷尽筛查为基础,结合自试用本以来对“×然”类词的释义修订情况,归纳出“×然”类词的4种释义模式。通过具体词例,在《现代汉语词典》不同版本之间的释义比较中,评价释义模式的适用规律、合理性,指出尚存的一些不足,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

内涵与取径:金源“借才异代”再考察

为满足疆域不断扩大的国家治理需要,金朝统治者将“借才异代”确立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然“借才异代”不仅仅指“借”人才,其内涵与取径可梳理为四方面:一是“借”辽、宋图籍文献,二是“借”渤海、辽国、北宋降人,三是“借”汉语为通用语,四是“借”中原的先进文化。通过上述四个路径的努力,金国完成了由部落联盟的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帝国的转变,实现了少数女真人对大多数汉人、契丹人的统治,也使金代文化、文学获得了高起点。

赵树理“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辨识、时代建构与文化寻思

赵树理自称为“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赵树理知识分子身份的解读一直存在争议。赵树理在文学作品中坚守“文摊”追求与“旗帜化”书写,坚持通俗化写作,为大众发声。在工作实践中秉持农民立场与批判者姿态,勇于讲真话,敢于做实事。中西结合的文化习养与非文学实践使赵树理既秉承着士大夫的家国意识与民本思想,又传承着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与批判精神,赵树理的知识分子身份是士大夫的内核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碰撞交融的结果。

地名用字在语文辞书中的合理呈现问题

文章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分析归纳现代语文辞书对地名专用字及地名专用义和专用音择收所呈现出的特点;以当前几个热议地名用字为例,探讨地名用字定形定音应遵循的几项基本原则及其相互关系和前提条件,认为不宜单一性理解“名从主人”这一原则;同时还认为《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对地名用字的处理仍有改进完善的可提升空间;对民政部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地名规范字信息库》等措施,充满期待。

以古文作为礼物:计东的赠言古文与清前期士人社会关系的维系

以文字作为礼物,建立、维系与强化士人的社会关系,这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清顺治、康熙年间,吴江士人计东漫游四方,广交朋友,以赠言古文为礼物,显露鲜明的交友动机,展现得体的修辞技巧,表达深挚的主体情感,由此形成纵横跌宕的古文风貌。计东始终具有“立言”以不朽的自觉意识,着力赋予赠言古文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纪念价值,使之由礼物成为文物,并以古文的倡导推扬作为维系士人社会的精神纽带,进而参与清前期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秩序的建构。

清前期时文与古文的纠葛——以慈溪士人姜宸英的文坛声誉为中心

清前期的科举士子大多兼习时文与古文,“以古文为时文”与“以时文为古文”已经成为不可抑制的时代潮流。在清前期文坛上,时文与古文并驾齐驱,甚至交相渗透,呈现出一种纠葛的状态。作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的慈溪士人姜宸英,蒙受着家族传统、地域文化和时代风尚,一生兼修时文与古文,时文超迈时俗,古文崇雅求醇,从而博得崇高的文坛声誉。姜宸英以其个性鲜明的散文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超然于时文与古文之辨,执着于“立言”以求不朽的人生目标,明确提倡“自作一书以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与思想史价值。

弘仁本《文館詞林》校釋商兑

弘仁本《文館詞林》中有很多俗訛字,學界提出的校改意見大都正確可從,但也有小部分值得商榷。論文選取15例試作辨析。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考论

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是清初重要的杜诗注本之一,该书吸收了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取得的笺释成果,进一步对杜诗艺术技法及艺术成就作出深入的阐释,并在朱鹤龄的基础上,对全部杜文进行了解评,受到后代注家的广泛征引。该本还是清代杜诗全集笺注本中有着重要海外影响的本子,为杜诗的海外传播也作出了卓越贡献。

对《鲁迅全集》一条注释的疏证——关于“拆灶”情节的民俗学解读

该文对鲁迅小说《离婚》中的"拆灶"情节进行民俗学解读,揭示其象征意义与历史渊源,从而对《鲁迅全集》中关于"拆灶"的注释做一疏证;认为绍兴等地农村旧时的"拆灶"与河北保定乡下的"砸锅"行为,都是古代殡葬礼俗中"人死而毁其灶"的变相残留。

杜诗学史上的“以杜证杜”方法论

在杜诗学史上,“以杜证杜”是和“诗史互证”相比肩的注释方法,此法来源于校勘学中的本证法,最初只用于校经校史,到了宋代方被移植到杜诗注释之中。当对杜诗本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使用“以杜证杜”法往往能收到一锤定音、立竿见影之效,可以有效避免主观臆测、牵强附会之弊,表明此法具有其他注释方法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然而由于杜诗存世数量有限,此法存在不能完全互证的先天缺陷;而且作为一种本证法和内证法,“以杜证杜”需要与外证法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另外,受到留存诗歌的完整性以及创作手法写实性的影响,“以杜证杜”并不具备无限推广的普适性。不过此法仍被历代注家发挥出极大的效能,对推动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作为古典诗歌注释的重要参考。

杜诗“诗史”精神的第三重内涵

学界对杜诗"诗史"精神的理解一般包含两重含义:能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某些反映个人家庭生活的作品亦能折射时代的心理特征。它还应该有第三重内涵:通过反映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风貌,再现真实具体的历史;杜甫论人也如史家论人,有不附时议、敢于坚持己见的勇气。写人的史家风范,使杜诗"诗史"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虚假义项例析

从理论上来说，辞书义项应当都是准确无误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辞书中的义项未必全部可靠，其中错误的义项，就是虚假义项，应当从辞书中删除。《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是当今最重要的一部中文大型字典，其义项的设立，广泛参考了古代辞书，因而比较完备，

原型故事与理查三世的真历史

英格兰都铎王朝早期史学家们,为赞美在博斯沃思原野击败理查三世之后加冕都铎王朝开朝国王的亨利七世,明显对前朝国王进行诋毁。托马斯·莫尔在其《理查三世的历史》中将理查丑化为一个驼背暴君。莎士比亚历史剧《理查三世》中那个残暴嗜血的“驼背理查”形象由此而来。诚然,莎剧中的理查是多个“原型故事”的集合体。本文对历史中真实的理查与莎剧中的理查做了细密对比,以此既可还清历史本源,亦可见出莎士比亚如何为舞台编剧。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疑难字例释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以下简称《大字典》）在广泛吸收学界疑难字考释成果的基础上，对第一版中的大量疑难字条目做了修订，因而编纂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西滢家信:陈西滢致陈小滢(29通)

整理手记:陈小滢是陈西滢和凌叔华夫妇的独女,今年90岁。我与她的交往始于1991年。那时,我刚翻译完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由恩师萧乾先生推荐给台湾业强出版社,需小滢签署一份授权书。正值小滢和她的英国汉学家丈夫秦乃瑞来京,我前去拜望。自此,我与小滢持续交往,至今整整30个年头。

钱锺书旧体诗作的现实价值

本文以钱锺书全部旧体诗为研究对象,论述其思想与艺术,阐述钱锺书的独特思想、学者性格和艺术经验以及诗心所在,从而确定这些作品在当今社会的存在价值。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三部土地革命题材小说

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和陈学昭的《土地》是在《暴风骤雨》出版不久后面世的三部土地革命题材小说。它们虽尽力向“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靠拢,但在人物塑造、创作方法与情感表达方面更多显示出“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特征。细读和具体分析这三个文本,有助于后世读者贴近历史现场,更为明了“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与“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重要差异,避免将不同性质的文本笼而统之,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