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国家之间的收入水平与增长速度的差距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自由(依靠市场调节)比依靠政府干预和政策引导更加有效。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不同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分配商品和资源的方法。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比以往更容易得知经济自由与物质进步之间的关系,而且得以更好地对促进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中日蔬菜贸易战看中国蔬菜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4月10田,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依据WTO协定第19条和日本国内的关税率法,从2001年4月23日-11月8日,对主要从中国进口的大葱、鲜香菇和蔺草席三种农产品实施为期200天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

入世后过渡期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探析

从2005年1月1日起,中国进入一个关税和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的"后过渡期".所谓"后过渡期",按商务部专家的说法,是从2005年1月1日至中国所承诺的行业全部开放这段时期,历时两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入世后的关键过渡期,而这一关键过渡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贸易摩擦将呈现出高发的态势.目前,一起又一起频繁发生的案例引起了人们对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的广泛思考,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处于后过渡期的中美间的贸易摩擦问题.

中国与南非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评价分析

本文以贸易互补性分析、贸易结合度分析、出口相似度分析以及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研究中南两国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得出中国对南非的贸易结合度指数仍较低,两国贸易联系不够紧密,中南两国贸易整体上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两国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结论。

数字化、承接产业转移与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兼论中国的应对策略

受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和乌克兰危机等持续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潜藏的各种风险不断显现,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正发生着深刻的调整与变革。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数字服务贸易的逆势增长,为全球生产网络演进注入了新动能。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字化水平相对较高,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相对较低。东盟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增长态势明显,且逐渐由加工组装环节向简单的半成品和复杂零部件生产环节升级,虽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分工程度较高,但参与分工模式仍以后向嵌入为主,分工地位呈大幅下降趋势,有被低端锁定的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之后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及全球新冠疫情对东盟承接产业转移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日渐式微,而数字化成为影响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长期因素。随着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高数字化水平国家承接中间需求驱动型和出口需求驱动型产业转移规模与分工地位均不断提升,而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分工地位均与数字化基本呈反方向变动趋势。中国的数字化水平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但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规模更大,且与东盟双向产业转移格局明显。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度低于东盟6国,但参与分工模式已由后向嵌入升级到前向嵌入,分工地位不断提升,已跳出低端锁定困局。未来中国应促进与东盟各国的数字战略协同,推动数字赋能,促进中高端产业承接规模扩大,助推参与分工模式升级与分工地位进一步提升,并积极利用RCEP全面生效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及“一带一路”迈向金色十年等契机,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内价值链合作,助力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绿色化双转型,为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企业在欧元区的市场营销策略

欧元区市场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市场， 如何开拓这一市场是摆在我国企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欧元市场的分析，

数字技术创新溢出对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影响——兼论中国的应对策略

文章基于2007—2021年59个经济体15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溢出对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前向溢出可通过提升产业数字化→促进价值链地位提升路径提升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后向溢出则可通过提升数字产业化→促进价值链地位提升路径提升价值链结构性权力。数字技术创新前向溢出对欧洲区域、发达经济体、中高技术制造业和简单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在智能化阶段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后向溢出对欧洲区域、发展中经济体、低技术制造业和复杂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在数字化阶段的提升作用更大。中国应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技术创新的前后向赋能潜力,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延展与深化,提升价值链地位与结构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