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师范大学学生自我接纳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河北师范大学大学生自我接纳状况,为大学生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我接纳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安全感量表、信任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河北师范大学1196名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总体自我接纳(41.17±5.80)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总体自我接纳上,恋爱学生高于未恋爱学生,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城市学生高于农村学生。在自我评价因子上,性别和专业之间存在交互作用(P=0.000)。大学生的自我接纳与信任、安全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有显著性相关。结论大学生的自我接纳受性别、年级、专业、是否恋爱、是否独生、城乡来源等因素的影响,人际安全、确定控制、积极应对、可依赖性和可依靠性是影响大学生自我接纳的个体内部心理因素。

古今沟通 中外融会 建设创新团队 培养创新人才——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科建设的做法与经验

回顾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学科建设历程,我们总结出通过融会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做法与经验,这些探索,促进了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同类高校文字学学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高等语文教育的衔接性研究——以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教学为例

目前师范大学中文系多数学生对于专业学习与教师职业之间的关系缺乏认识，古典文学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未清楚认识到与中学语文教学衔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不仅降低了大学课堂的教学效率，而且不利于大学生将来的职业发展。一师范大学教师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革新教学理念，调整教学内容，推进课程和教材建设，积极举行学科活动，使古典文学课程既能适应大学生潜在的职业需要，又能全面改善大学生的文化品质，并提升其综合素质，最终实现中高等语文教育的良性循环。

基于AR技术的红色校史场景设计及育人实践研究——以河北师范大学为例

红色校史文化是在高校建立发展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提炼概括,蕴含着十分丰富的育人资源,对学生有启迪、导向和塑造作用,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和育人功能。基于AR技术创新红色校史场景设计,推动校史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是创新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举措,对于切实提升教学效果及育人实效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实然与应然的张力关系中揭示河北艺术的复杂面向

一般说来,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是构成地方艺术特色的主要因素。河北地处游牧与农耕的交汇地带,农牧之争形成的冲突与融合铸就了河北艺术的第一重底色,草原文明的自由奔放与农耕文明的质朴典雅冲撞融汇之后形成了慷慨激昂的燕赵悲歌:酣畅淋漓的游侠精神、视死如归的悲壮体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质朴刚健的生命力成为早期河北艺术精神的主调。与此同时,由于南部(古邺城)地区处于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来自农耕文明核心区域的审美情调与艺术追求也深刻影响了河北地方艺术。随着地方行政区域的变化及统治中心的转移,河北艺术不断更迭、变迁,显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质和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谐和的状态。比较而言,早期地理环境因素对河北艺术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而后期行政区划的影响则逐渐占据中心。无论如何发展,古代河北艺术都体现出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内涵与特点。

胡风汉韵的激荡与融合——论魏晋北朝时期的河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剧烈动荡带来了河北地区各民族的不断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以汉族艺术为主导,其他民族艺术为辅助的创作新局面。首先,游侠文化在胡、汉之间盛行,该文化所具有的强健之风给当时的艺术创作带来影响。其次,北方少数民族带来了大量的异族文艺,以西域乐舞为代表的胡乐与中原雅乐开始激荡融合。而佛教的流行则使人们对生命中的痛苦有了更深的理解,佛教的慈悲情怀慰藉着乱世中的心灵。总体而言,“力”与“悲”的张力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构成这个时代艺术最鲜明的审美风格。

再论融入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为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光荣使命。落实党和国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在工作载体和路径上找准适合学生需求的切入点至关重要。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在实践中探索了融入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和长远发展,重点打造了6个育人平台,健全了育人工作机制。

论“建安风骨”之文学内蕴——以建安诗人之创作祈向为中心

建安诗歌广泛而深刻地记录了时代乱象,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其基调非颓靡消沉、悲戚哀怨,而是充满着壮大郁勃的力量与高迈豪逸的气势,讲究辞藻雕润,言有尽而意无穷,诗风流畅,诗味醇厚,这些铸就了“建安风骨”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范畴。“建安风骨”的文学内蕴有三:其一,实录历史,缘情而发;其二,崇尚逸气与力量;其三:文辞流丽,含蓄蕴藉。

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以河北医科大学为例

医学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汉语教学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针对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上存在的问题,着重从留学生的学习背景、学习现状和学习困难这三个方面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合理组织教学、结合专业教学、加强管理,科学评价等措施建议。

河北新文学百年历史嬗变

百年河北新文学走过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它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到1930年代中期,完成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新文体的创建;1937——1949年,在战争的洗礼中获得重大发展,并为新中国河北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间,它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和繁荣;新时期,他又进入空前辉煌的发展深化期。河北新文学具有时代主旋律情结、悲剧性崇高品格和强烈的地缘文化特征;其成因不仅在于时代生活的影响,更在于地缘文化精神的浸润。

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

反思性研究是一种滤去感性、回到本根、凝视自身的研究。反思性研究是人文学科最活跃,最具批判潜能和思想能量的研究范式。反思性研究绝不只是“回头看”的研究,还体现一种对自身如何可能的问询态度。反思性研究是理论高度自觉的产物。理论研究如何可能,理论言说的限度何在,谁为理论的合法性辩护,这是反思性研究提出的基本问题。反思性研究也是人文学科的学科特性与旨趣的内在要求,对个别、独特的价值事实的关切,内在地要求文学理论把反思性作为思想在场的方式。知识学模式,也可以称为知识学视角、知识型。知识学模式的生成机制是跨学科,基于问题的。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应该致力于揭示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学立场,从而使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意见的表达、经验的归纳和各种“主义”的论争中超越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观测文学和各种社会文化问题的视角、观念和话语。

百年河北新文学成就的集大成之作——评《河北新文学大系》

2013年8月，王长华教授、崔志远教授主编的《河北新文学大系》（1919-2005）（以下简称《大系》）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720万字的鸿篇巨著，是集几代河北学人之功而完成的梳理百年河北新文学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全书按文体和内容性质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电影文学、儿童文学、文学理论评论、史料共8卷12册，全面反映和集中展示了百年河北文学发展历程与创作成就。同时，这也是河北第一部百年文学经典集成，更是在全面汇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河北新文学发展脉络的描绘和发展规律的总结。可以说，它是外界了解百年河北文坛风云变幻的一扇窗口。综览《大系》，笔者认为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和价值。

河北保定方言呼母作[_(c)po]词源考

母亲称谓形式在汉语方言中表现多样,河北方言不但有呼母作“嬷[_(c)mo]”音的情况,还有诸如保定中部地区呼母作[_(c)po]音的情况,此类读音形式在南方方言尤其闽语比较多见,但两者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河北保定方言呼母作[_(c)po]音的情况是在汉语与蒙满语言接触背景下形成的,其来源并非汉语“婆”字,而是来源于蒙古语■[momo]。

河北沧惠片“阳平上”三调类方言的单字调与连调

河北沧惠片沧州东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三字调方言,其单字调除了包含阴平及去声调类以外,还有阳平与上声调类发生合并。这种分合表现与三字调“银川型”类似。在连调层面,河北“沧惠片”与“银川型”三调方言阳平和上声调类均保持对立,但两地调类复原范围不同:①沧州:上声+阳平≠上声+上声、阳平+阳平≠上声+阳平;②银吴片:阳平+去声≠上声+去声。此外沧州地区“阳平上”的调类合并呈现单向性,是上声调类并入阳平调类。

钱穆与柄谷行人视差中的现代文学观念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近年来,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关于日本文学起源问题的论述,则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新的角度和方法。钱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亲历者对此问题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二人的思考角度不同,一个在现代文学发生多年之后进行反思,一个在历史现场探索文学走向现代的途径。二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

孙犁“小资情调”批判及其背后的文学史张力(1949-1952)

从文学评价史的角度看,“小资”问题一直是悬于孙犁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951年10月6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林志浩、张炳炎的《对孙犁创作的意见》和王文英的《对孙犁〈村歌〉的几点意见》,集中批判了孙犁创作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而这场批判又与“萧也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以孙犁及其作品的历史遭遇为线索,重返共和国初期的文学场域,对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内部不同文学力量相互制衡、角力所牵涉的相关性问题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厘清《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与《文艺报》在文学理念、批评实践上产生的种种分歧与冲突,同时可以有效揭示“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背后蕴藏的文学史张力。

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变迁——以乡土文学为坐标与参照的谱系学考察

在古典文学的言说场域中,拥有千年文化传统加持的乡土文学牢牢地占据着话语权力的制高点,文学中的“城市”更多集中在王权政治的象征和道德审判对象上,城乡差异往往意味着世俗与诗性的对位;而伴随着启蒙现代性而确立起叙事合法性的现代文学,则将城乡之间的差异悄然转换为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之间的对立;新时期以降的当代文学叙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城乡之间的对位关系又被引向了更为极端化的叙事轨道,一方面是对城市空间中物质欲望、官能享受的热情拥抱,另一方面是对日渐消亡的乡土经验、田园景观的深情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