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与法学结合视角下的新三板转板法律问题探析

基于金融学与法学结合的视角,本文分析了新三板市场转板制度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转板的可操作性不高、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并为我国转板法律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提出相应建议。

当“预防犯罪”面对“隐私权保护”——检察机关公开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的合法性分析

公开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是实践中基层检察机关为预防犯罪而采取的一项新兴管制措施。就职权而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逾越了《检察院组织法》的设定,但检察机关可由《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犯罪"之要求而获得取得合法性依据。在具体措施方面,信息公开基于"预防犯罪"的社会管理属性而具有行政性,并可区分为公开姓名等事实行为与公开照片等法律行为,前者因信息已为判决书已公开而具备合法性,后者则存在无明确上位法依据,具体措施与上位规范相抵触等合法性缺陷。但从社会治理的现实效果出发,应对上述合法性缺陷从重塑规制措施、将规范转化为检察建议,增强规范制定过程中的正当程序装置等三方面进行补足。

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

社会的发展表明生态文明时代已经来临,生态文明即文明形态的一种,其内容的核心是对环境的保护,其对于环境法治的影响十分深刻。相应的,环境法治又在法律上确认生态文明形态。公益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的过程中理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会组织来自于社会,显现出超越于国家力量和个人力量的社会公益力量的优势所在。然而,当下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之路并不顺畅,应确认社会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积极性等优化路径。

刑事司法公开的维度与限度

审判公开是我国宪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规定的一项诉讼原则。目前,我国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目标的司法改革正在积极、稳妥、务实地推进,而推行司法公开既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从理论上讲,司法公开应从狭义、中义、广义三个层面进行解读;司法公开的主体应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两个司法机关;司法公开的核心领域应是刑事司法,刑事司法公开不应局限于庭审、审后两个阶段,应扩展至审前阶段;刑事司法不公开的案件范围不应突破法律规定,大众传媒对刑事司法的报道也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环境司法“三审合一”的运行考察与完善进路

对环境案件实行民事、刑事、行政审判的"三审合一"改革是提高其审判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措施,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然而,当前环境司法"三审合一"模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依然存在对环境"三审合一"的规律与运行机理欠缺精准把握、如何结合国家环保战略发展进行"三审合一"设置欠缺整体规划、三大诉讼程序衔接仍旧不够顺畅,以及缺乏对专业化环境审判机构建设的原则与标准等问题。因此,需要在"三审合一"制度理想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域外环境司法"三审合一"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当前现实的环境审判制度状况,通过以统一和协作互相补充的模式实现程序的顺利衔接,以及建立分类别的环境"三审合一"审判机构等途径,实现环境司法"三审合一"模式的顺利转型。

智慧司法实施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智慧司法实施的核心价值是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理性认识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司法的边界,对智慧司法的良好实施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国内外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中的多领域运用认为,智能技术司法运用的局限性导致人工智能介入司法不可避免地带来司法过程对技术的过度依赖、算法黑箱影响司法公开、数据裁决的算法歧视等一系列风险。面对智慧司法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司法机关需要在严格把握人工智能介入司法边界的基础上,建立事前评估和事后检验相结合的算法论证规则,设立完善的算法解释规则,嵌入案件预警纠偏机制,并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对智慧司法实施的风险进行有效地法律规制,保障智慧司法在法治轨道上理性推进,从而实现有效率的正义。

容留他人吸毒罪的过度扩张与限制认定

近年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司法适用呈现过度扩张的问题。以不作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情形应当受到严格限定。作为义务的认定需要考察义务类型与义务强度,无法仅由行为人对场所的支配、控制能力产生。立足于此,针对实践中未制止他人吸食毒品,但属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应认定或尽可能排除不作为犯的成立:行为人与吸毒人员共同使用某一场所的;共同居住的一方吸食或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的;非特定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发现他人在其经营、管理场所内吸食毒品的;经营性场所从事一般性劳务的人员发现他人吸食毒品的;同时存在法定义务主体的。

涉案财物“二维码”管理工作应予重视

依法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司法机关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公信力的重要举措。当前，刑事诉讼活动中存在“重人轻物”“重案轻物”的倾向，司法机关往往重视涉及案件事实和当事人的处理而忽视对涉案财物的管理与处置，这不仅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涉案财物“二维码”管理工作机制。

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治理:现状与改进——以HB省1255份一审刑事判决书为样本的分析

通过对选样的HB省1255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案件一审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省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治理存在不同区域犯罪追诉力度不均衡、量刑不均衡、刑罚适用上存在轻刑化倾向、罪名适用和刑罚裁量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在刑事立法政策上转变法益保护的重点、增设资格刑、细化规范罚金刑,在刑事司法政策上注重生产假药环节的治理、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统一罪名适用,以期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对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的刑事治理,充分发挥刑法对药品安全的规范功能。

关于加强现金管理立法的思考

当前现金管理存在立法宗旨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开户银行的行政处罚权流失,现金管理的内容不够全面等问题。应在借鉴国外鼓励非现金支付结算、规范现金交易、健全有关现金管理的组织机构等现金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现金管理法,重新确定现金管理的立法宗旨,明确现金管理的范围,规范现金管理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处罚权,加强与反洗钱法律法规间的衔接,鼓励非现金交易,支持非现金业务发展等途径,推动现金管理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