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分析了大学生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从道德、伦理教育出发,探讨了网络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具体阐述了如何做好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措施。

李大钊38篇轶文的历史考辨

李大钊曾在《甲寅》日刊发表70篇文章,几乎是将近每两天就发表1文;在《新生活》周刊发表68篇文章,平均每期发表1.2篇。可是,他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竟然在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存续的近5年时间里,没有用本名或常用笔名发表过一篇文章。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实际上,他在该报以列武、子棠、其颖、罗敬、田诚5个笔名发表了36篇文章。另外,在《政治生活》以罗敬署名的两文亦为他所作。

天降大雨是检验南湖会议在8月1日召开的唯一标准

2018年6月,一部名为《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的著作出版;9月,该书主笔又公开发表《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一文。这一书一文认为,嘉兴南湖会议于1921年8月3日召开。但是,这个结论仅仅是靠9位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互相抵牾的回忆和34处"不可能""很(有)可能"的推测、而不是靠确凿证据作出的。故并非"这是最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而是其说不能成立。同检验真理有"唯一标准"是"实践"一样,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在哪天召开,亦有"唯一标准"。这就是:"1921年8月1日降大雨之天象"。天象,不受人为的各种因素干扰,虽然它不会说话,但却最客观、公正,是检验某一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唯一标准。当然,本文还另有6条证据亦指向这个唯一标准。

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

198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年9月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碑文》。《碑文》中说：李大钊“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2002年9月，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公开出版，书中说：在二大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上海革命局”的“李同志”不是李汉俊,而是李大钊——兼谈李汉俊亦是上海革命局成员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信，其开头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①最后部分说：“《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他收到了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求给莫斯科邮寄他们出版的各期报纸。今天我们就把现有各期寄出。”②这段话还有另一种译法：“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寄来了李同志的《中国社会主义报》，李是我们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探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治本”力度

近年来,反腐斗争工作的开展,也证明了我国对政治队伍党风廉政建设的整顿力度。在党风廉政整合工作的过程中,虽然已经革职查办了贪污腐败的官员,以及停职处理部分不作为的政府官员,但是,仍有部分政府官员在顶风作案,这也说明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工作没有深至根源、党政内部机制存在漏洞。因此,要不断强化“治本”力度,深化党政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加强对党政领导阶层工作人员的权利监管,并且也要建立更加健全的党内制度,为人民建设一个清明、廉洁的党政。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途径探析

国家的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是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的一项伟大工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