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扬弃——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之维

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培育,既要注重吸收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优质资源,发掘与时代需求相契合的积极思想要素,也要警惕和抑制传统精神中消极的部分,努力消除落后思想对现代建设的阻碍作用。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建设应当明确指导思想与原则,采取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多元化的河北传统文化基础上培育整体的当代人文精神。

建设河北文化大省 弘扬河北人文精神

河北文化大省建设是以河北人文精神为基点和落脚点的。河北人文精神不但与其文化大省建设有着相同的终极目标,还可为文化大省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河北人文精神又将在文化大省建设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个性主义的松动与式微——论丁玲的精神悲剧

丁玲是五四的女儿,是鲁迅的精神传人。她的性格与精神核心是坚守自我,追求自由,是以人的解放为前导的个性主义。这也正是她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但延安整风特别是审干、抢救运动开始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她头脑中的个性主义发生了松动,产生了一定的量变,特别是1957年以后20余年的流囚生涯,对她的性格、思想与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个坚守自我、执着追求的五四女儿已经大大地失去了昔日照人的光彩。这是丁玲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中华民族的悲剧。

丁玲侧论

一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到了近代,阶级的分化,政治的分野,使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追求.但就其总体来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他们很少有单纯的为知识而知识的想法.他们十年寒窗,往往是为了金榜题名,由士而仕,以匡助国君,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是由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孟奠定下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牢固的思想传统.到了近代,瓜剖豆分、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军阀专权、内战频仍的社会环境。

童年的记忆──鲁迅性格探源之一

鲁迅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深刻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与其独特的性格心理密切相关。本文从鲁迅童年时代的经历探讨了其性格成因，指出家庭遗传和影响给了他刚正、峻刻、犀利的品格，而家庭败落后所看到的“世人的真面目”则铸就了他专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黑暗面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这为他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夜诵”考

班固《汉书·礼乐志》中提到了“采诗夜诵”这一制度，对“夜诵”一词的解释历来多有不同。根据与班固同时的马廖给皇太后所上疏中提到“夜诵”一词的确切含义，可以断定，班固所说的“夜诵”指的是“夜中歌诵”，但这种夜间的歌诵是有特殊含义的。其司职者为宫中的盲乐师瞽嚎，内容为采自民间的“赵代秦楚之讴”，方式为配乐配曲的唱诵，其目的则是要让最高统治者得以观风知政，从而实现劝诫教诲的功用。

草原深处远逝的驼铃——世纪动脉之张库商道

该文以详实的史料,感性而理性地展示了纵贯蒙古高原的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大道的形成、发展、繁荣和衰亡。形象具体地揭示了以晋商为核心的商业大军,在18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在张家口、库伦和恰克图为重要支撑的张库大道上,所体现出的坚韧、豪迈的人格力量和诚实、守信的商业品格以及以艰辛、聪慧乃至生命所谱写的极具传奇的辉煌商业史。

乐府诗本事与诗歌用典关系试论

乐府诗本事往往是某些特定情感或具体名物的典型代表,故而逐渐成为文人诗歌创作过程中喜用的典故。就其技巧而言,文人要么通过曲名影射或始辞化用乐曲本事,要么对乐曲本事进行含蓄隐晦的间接使用。就其意义而言,本事之典的使用一是深化了诗歌表现主题,二是在物态摹写过程中往往能将物赋以人性色彩。

试论乐府诗曲名与本事之关系

曲名与本事均为乐府诗的基本构成要素,二者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乐府诗本事是其曲名取义的直接来源,曲名是其本事内容的关键字眼,也是对其本事最精当的概括。文人创作往往以曲名来化用乐曲创调本事、传播本事中的各种信息,从而丰富作品的文学内涵。

论“新写实”的审美意向与文化蕴涵

文化观念的嬗变、递进,之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愈来愈显出其质朴而强劲的内驱力。如何看待当代文学艺术现象?这除了在文本形态上做一些更深入、更具技术特点的研究、操作外,就是竭力寻觅新型的理论支点和评述角度,进行广阔笃实的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后者大多是从文学艺术两者联系、同一的存在中,宏观地开掘、厘定出一定的规律和表征。实际上,在新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大背景下,文学艺术的审美主体(创作者与接受者)在感知、心理、观念几方面的更始,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通,某一思潮、某一现象几乎形成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上的共振。“新写实”小说的悄然兴起与美术的“新文人”画的出现,在文化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相近,对各自所沿继的传统尤其是传统技法,有着同样的宽容和有限的认同。这便是笔者在论及“新写实”小说时,将其简化成“新写实”的原因所在。

《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曹雪芹祖籍问题考论之一

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的研究中,《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简称《五庆堂谱》)为不少学者所重视。冯其庸先生对这部曹氏宗谱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以此谱作为主要依据,写出《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确立了他的曹雪芹祖籍“辽阳说”。1990年5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这部曹氏宗谱时,冯其庸先生还以“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名义在“出版说明”中写道:“《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俗称《曹雪芹家谱》)是清同治年间重修时的正式抄本,列举了中国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始祖、祖辈和父辈的世系,是一部关于曹雪芹家世的历史文献。”并说:“此谱的历史真实性与曹雪芹的血统关系不容否认,它对于研究曹雪芹家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朱熹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 ,他的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 ,在其繁博宏富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试图从理性本体论、伦理学本体论和“中庸”与“中和”特色等三个视角 ,来阐释他深湛的服饰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儒家服饰美学思想在继承和发展上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墨子实用主义的“非乐”服饰美学思想

墨子,是战国初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从"万人不可衣短褐"所演绎出来的狭义"非乐"观和"衣服带履,便于身"的广义"非乐"观,是他实用主义的"非乐"服饰美学思想的核心内涵;既有相对的进步性,又有相对的局限性。他所揭示的关于"染苍"、"染黄"的服饰审美文化现象与社会风尚紧密联系的学说等,则是对中国服饰美学思想蕴涵的丰富和贡献。

“追求和谐、追求卓越”的香港旭日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灵魂，是企业哲学、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高度概括，反映了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和共同认识。香港旭日集团“追求和谐、追求卓越”的精神，是其团结一心、尊重科学、服务人类的忠实反映，体现着香港旭日集团全体员工的理想、信念、决心与意志。本文从对香港旭日集团企业文化研究入手，着重分析其“追求和谐、追求卓越”的旭日企业精神，探讨东西方文化结合对企业发展的启示，以及对建立企业和谐文化的现实意义。

“弘扬革命文化 重温红色经典”学术研讨会综述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代表着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解放区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高度。今年适逢其创作70周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指示精神,弘扬中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河北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了"弘扬革命文化重温红色经典——纪念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作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就红色经典的传承与发展,毛泽东、习近平文艺讲话的内在联系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思想内蕴等议题作了深入讨论,推动了红色经典与革命文化的研究与弘扬。

匪事与人性——对贾平凹涉匪小说的解读

贾平凹的涉匪小说以匪人匪事撑起小说叙事空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匪盗的人性底里,因而充满了历史感和蛮荒美。

反映、观念、现实主义——新时期文艺特征问题初论

文艺究竞是什么?这似乎是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或者说是个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近两年来,这个问题又被人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引起了一番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至今也未结束。问题的提出,是针对着长期以来流行的“反映”说而来的。文艺是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说。文艺是不是社会生活的审美的反映?随着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艺术观念的不断更新、变化,有些人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疑问,认为“反映”说不能解释全部的文艺现象,至少不能解释正在出现的新的文艺现象,因此不能阐明文艺的本质特征。有人认为,“反映”

论魏巍的夜歌

伴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延安及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陆续奔赴到这块被称作“敌后之敌后”的战斗土地上.其中已经成名和尚未成名的诗人们同晋察冀边区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一道,受着敌后抗战热潮的冲激,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晋察冀诗歌运动,形成了为后人所称道的“晋察冀诗派”或“晋察冀诗人群”.在这个诗人群体中,以田间、邵子南为首的战地社和以丹辉、魏巍为骨干的铁流社无疑是它的两大支柱,魏巍则以长诗《黎明风景》和众多感情浓郁、风格独特的抒情诗和叙事诗,确立了其在晋察冀诗坛上的显著地位.如果说晋察冀诗派作为一个前线诗派有着它本身所独有的风格内涵;那么,由于环境险恶、战斗频繁而催动边区诗坛吟咏抗日军民夜间战斗生活的诗章的高产多产,则是晋察冀诗派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在这方面,魏巍的夜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因夸以成状 沿饰而得奇——杜甫对夸张艺术的运用

1 夸张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方法,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运用得恰当,不仅能使形象更鲜明,更好地抒发强烈的感情,而且能更突出事物本质,更为真实.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有《夸饰》篇,对夸张艺术作了精僻的论述:“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白天地以降,豫人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因此,历来优秀的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运用夸张艺术的。 提到我国古代诗人对夸张艺术的运用,人们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李白.不错,李白在诗歌中对夸张艺术的运用,确实非常突出,象“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等等,经常为人们用来当作论述夸张艺术的典型例句。至于杜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是“体物人微”、“形容贴切”。“状写真实”,似乎只有如实描摹,缺少夸张。其实不然,杜甫对夸张艺术的运用,并不比李白稍差.无论是状写自然景物,反映社会人情或赞赏艺术表现,杜甫都曾大量地运用了夸张艺术,从而使形象更突出,感情更强烈,也更生动感人。

元杂剧在真定的崛起与史天泽

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其形成和繁荣,是以城市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古希腊众多城邦的建立,商品经济和商业手工业的发达以及群众性歌舞祭仪等文化活动的兴盛,古希腊戏剧也就无从产生。中国自唐宋以降,城市经济文化有了突出发展。末神宗时,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有46个,超过20万的也有6个。形成了许多商品经济、商业手工业相当繁荣,平民文化生活丰富活跃的中心城镇。于是,起自民间的职业艺人和营业性演出团体发展起来了,艺术演出场棚应运而生了。北宋许多城市勾栏瓦肆就是商业性百戏杂剧集中演出的场所。《东京梦华录》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般杂剧……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还有“东角楼街巷”:“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可见当时汴京经济文化的繁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