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河北省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河北省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河北省基层社会治理要两手抓:一手抓文化,一手抓法治。一方面,增强河北省市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推进河北省基层治理法治化。做到知行合一,更好地促进河北省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无为而治——现代社会管理理想之境

老子的"无为而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理想之境的高度概括。"无为而治"思想中所蕴含的"道法自然""自化""自正"以及"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涉及到了有效解决现代社会管理问题的思路。我国现代社会管理思想在积极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进行借鉴的同时,更应立足中国现实土壤,积极秉承和汲取中国传统资源,以切实解决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代的结合中去寻找现代社会管理的生长点,真正实现社会管理思想的本土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文化产业结构的创新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文化产业迎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抓好京津翼协同发展的良好机遇,进而找准目标,是提升河北文化产业发展速率的首要前提,从而使京津冀尽早大步缩减差距,进一步促进河北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发展。因此,探究河北文化产业结构的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性的重要意义。

民国时期国人对“田园城市”的理论认知与实践探索

民国初年,"田园城市"的理论传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该理论通过报章、书籍等媒介得以广泛传播,且深受市政学者及地方政府的关注。广州、南京、天津、北平、桂林等地开始了建设"田园城市"的实践。因受认知水平的局限,探索举措多集中在郊区住宅建设、城内分区建设等方面。值得称道的是,国人把该理论引入到战时后方的城市建设,突出了它的指导意义。

官方语境下清代育婴事业的兴盛——以育婴堂为中心

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权枢和着传统的文化权力,为育婴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鼓舞。地方权臣的倡建、倡捐及其利用行政手段扩充经费的努力也是重要。清廷在对官、绅、商的权位协调中亦不自觉地显示了政治权力的强悍姿态,彰显出传统政治结构中国家权威在地方事务中的巨大作用。

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清末简易识字学塾的兴办

清末,出于工具理性下对文字适用性的认知,民族主义诉求下保存民族文化、开启民智的渴求以及"预备立宪"选民资格的考虑,士大夫精英及清王朝开始关注下层民众的识字问题。从1908年起,清王朝开展了简易识字学塾运动。从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到催促、考核各省的实际运作,无不交融着国人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虽然地方政府在实行该政策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急进性,在上报成果时出现了弄虚作假之现象,但是,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积极的运作举措、较大的办塾成果无不给后世以启发。

析原始儒家道德理论演变的关键

原始儒家道德理论最终演变成为"官方道德",成为专制统治工具。道德利益化与实然性善论这两点的演变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道德利益化导致了道德作伪和奴化人格的产生,实然性善论导致了"青天"情结的出现。这些对于稳固君主集权社会的专制统治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始末

清末民初,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及政治文化中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日益激增。而传统、落后的交通工具已不能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新式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应运而生。但北京电车自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人力车夫的激烈反对,终于爆发了1929年电车被砸毁事件。这是人力车与电车矛盾冲突不断发展的结果。

论在对外交流与合作中进一步促进我国文艺发展

本文从文艺的概念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特征入手,阐述了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在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大环境中进行的必要性,最后对在对外交流与合作中进一步促进我国文艺发展提出了六点建议。

两年徘徊期(1976-1978年)中国代表团出国考察述略

1978年中国政府派出许多代表团对欧洲、美洲、亚洲等一些先进国家进行考察,不仅偿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欠下的"外交债",而且还考察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取得了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农民工现代化的思考——着眼于“无声”与“有形”之间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终归宿,农民工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对农民工的现代化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从内在层面看,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农民工的现代化提供了"无声教育",使农民工逐渐获得了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时间感和效能感,并具有更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城市文明的"无形熏陶"使农民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并开始构建以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国家政权为其消除制度区隔、化解社会排斥、提供必要技能培训的"有形塑造",是对农民工现代化的外在支持。

“文化中国”的重建与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

"文化中国"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驱除"文化乡愁"的需要,它呼应了当今全球范围内的"寻根"意识的潮流。族群意识、性别、语言、祖国、阶级、宗教等塑造现代文明的各种不同根源的力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增强。"文化中国"这一观念的提出,是为了延续和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发掘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资源,然而,当前"文化中国"精神资源还是非常薄弱、文化传统萎缩,因此,有必要调动各种积极的资源对其进行重建,要使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在中国复兴。

经济学研究中理论和案例结合的典范——评《经济伦理学(修订第二版)》

当前，我国经济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案例支持，限制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进展。由孙英和吴然主编的《经济伦理学（修订第二版）》一书将理论与案例结合，不仅优化了经济学研究体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经济学研究水平。

从科学的视角看燕窝:解构还是建构

长期以来有关燕窝的营养和医药价值一直存在着争论,支持者的依据往往是某一部中国传统医药典籍中的记载,反对者的证据则是现代科学对燕窝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结论。的确,我们研究发现,传统医药典籍、文学作品和现代传媒广告等在建构燕窝的营养食品、保健药品、滋补品的传统形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现代科学视角下对燕窝的化学成分、营养成分及其吸收过程的研究在解构燕窝的传统滋补功能的同时,却发现了燕窝具有某些新的医药功能。因此,在燕窝形象问题上,传统与科学和建构与解构,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建构—解构—新建构—再解构……的复杂过程。

网络监督:概念、缘起及优势

网络监督是网络技术催生的一种新型监督形式,是网民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网络举报和网络舆论监督的方式实施的对公共权力的监视、检查、控制和纠偏活动。网络监督在中国的兴起,除了网络技术优势的吸引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源于现实监督的尴尬困境。网络监督具有监督主体更加广泛、监督客体更加全面、监督成本更加低廉和监督效果更加显著等诸多优势,因此必须加以有效利用,借以提升中国的政治清廉指数。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1930年代的强迫识字教育

民国以来,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及民族危机的加深,国人对以文字为表征的文化发展尤为关注。为了普及识字教育、降低文盲率,从1935年开始,强迫识字教育在南方各省开展起来。为了增强其实效,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建立了相应的奖惩机制,突出了政府的主导作用。然而,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影响,该举措在各省沦陷的过程中随之终止。但识字教育作为国民政府推行民族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民国期刊《芒种》述略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文学界的革命时代,杂文、小品文、随笔极为风行。《论语》《人间世》提倡幽默、谐谑、趣味,《新语林》《太白》则侧重抨击时弊。林语堂的办刊方针是＂幽默至上＂;徐懋庸、陈望道的办刊方针则是＂面对现实＂,两者的办刊思维截然不同。然而,还有一类期刊试图兼容以上两种风格,这便是学界鲜有关注的《芒种》（半月刊）。一、《芒种》创刊1935年3月5日,《芒种》正式创刊,主编是著名的杂文家徐懋庸和散文家曹聚仁,

如何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基于中日科技人才培养理念与政策的比较

青年科技人才正处于创新活跃期和科研产出高峰期,对比中日两国的经验,我国的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需要增强其科学兴趣与塑造民主化的科研环境,并扩大资助对象、资助率与资助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