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的实证研究

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研究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2008—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总维度还是分维度,绿色金融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其中绿色投资的碳减排效应最大,绿色证券次之,绿色信贷最小;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具有中介作用,环境规制与金融市场化均增强了绿色金融碳减排效果;东部组、科技发达组和高耗能组相对中西部组、科技欠发达组和低耗能组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更为明显。因此,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现绿色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制定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尤为重要。

金融素养与数字普惠金融参与度关系研究

通过322份问卷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实证分析了农户金融素养对数字普惠金融参与度的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和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对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能够部分中介金融素养对数字普惠金融参与度的影响。据此,应推进农村金融基础教育,做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推广工作,提升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

绿色金融如何影响绿色企业的技术创新?--基于绿色债券发行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金融在引导资金重新配置、促进绿色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巨大作用,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重要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为有效识别绿色金融影响绿色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和机制,本文以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将融资约束效应作为影响路径进行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债券发行能够显著促进绿色企业技术创新,且主要促进发明型和实用型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发行绿色债券有助于企业缓解资金约束和流动性压力,促进企业进行创新。以上结论为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政策启示,相关政策应充分发挥绿色债券资源配置功能,提高绿色债券政策支持力度,加强绿色信息鉴别与披露工作。

数字金融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吗——基于资产与负债双重视角的解构

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务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从资产与负债双重视角解构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财富增值效应、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和财务杠杆效应影响家庭财务脆弱性,其中通过财富增值效应和资产结构调整效应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通过财务杠杆效应加剧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以及处在较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家庭,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越强。研究对优化数字金融发展,提升我国居民家庭财务稳健性具有现实意义。

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基于城镇化调节效应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影响实证研究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基于城镇化视角,利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调节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并且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也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在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群体中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

基于金融视角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蓬勃发展,金融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能源汽车企业面临技术、供应链、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如何经营好该行业客户是银行面临的必选课题。本文选取比亚迪2016—2022前三季度财务指标进行企业风险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及关联网络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协调,才能实现良性互动,发挥协同效应。本文采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并使用空间相关分析、空间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以及网络关联特征。研究发现:(1)大多数省份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并呈现逐年提升态势,绿色金融发展相对滞后。(2)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和扩散的梯度特征,空间集聚程度先减弱后提高。(3)地区之间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网络结构,高水平地区向低水平地区的辐射作用不强。本文对于优化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格局具有政策借鉴意义。

农户主观感知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的影响

通过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农户主观感知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的影响机理和路径,结果发现:农户的感知利得和感知安全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威胁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感知利得的影响要大于感知风险的影响,感知安全的影响大于感知威胁的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一般原理,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产生“利大于弊”的主观感知,预示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将不断提高。同时发现,感知利得对高学历、高收入及东部地区农民的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对于此类群体应侧重产品效用的宣传;感知安全对低收入、低学历及中西部农民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对于此类群体应侧重系统安全性的宣传。

农户参与数字普惠金融感知风险的构面研究

化解农户感知风险,有助于提升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参与度,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本研究运用322份有效问卷,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我国农户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感知风险的构面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或服务存在6个构面的感知风险,分别是感知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功能风险、感知操作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合规风险及感知心理风险,累计解释了77.559%的变异量。对此,应多措并举弱化农户感知风险。

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以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非线性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呈U型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返贫风险先下降后上升。第二,数字金融防返贫非线性效应的中介机制是通过家庭财务脆弱性实现的,数字金融的适度运用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但滥用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增加返贫风险。第三,金融素养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处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数字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广应用数字金融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数字金融的普惠本质,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抗风险能力。

解放战争时期红色金融创新的当代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实际,组织开展了红色金融创新活动。在梳理当前学界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实践活动和形成的金融思想等相关研究基础上,从金融学角度对红色金融创新概念进行界定,并运用金融理论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创新实践活动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红色金融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将人民利益摆在首位是红色金融创新的首要原则,发展生产和实体经济是红色金融创新的基础,制度创新是红色金融创新的内在驱动等经验总结,以期对当前继承并开展金融创新活动予以现实启示。

基于哈肯模型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农村金融发展呈现出内生性、自组织、自适应的复杂系统特征。基于协同学理论的哈肯模型,以河北省131个县2014-2017年数据为例,分析了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序参量;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形成了有序度提升的自我强化机制,而农村金融主体子系统存在有序度增强的负反馈机制;从两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来看,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主体发展,但金融主体未能为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高校金融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目标与路径探究

高校金融专业职业道德教育有其既定目标、内容和必然性,依据道德教育规律,结合思政课程特点,融合金融专业自身特点,根据教学目标,坚守“专业+思政”课程教学规律,选择正确的实施路径,通过对教学、教改内容的重构,不断完善评价和教育体系,提升职业道德教育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合格的金融人才。

感知法律法规、感知风险与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基于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农户群体为具体研究对象,运用322份有效问卷,通过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感知法律法规、感知风险与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感知法律法规对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法律法规对农户感知风险有显著负向影响;感知风险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无显著影响,且无法中介感知法律法规与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历史镜鉴与体系架构

在回顾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主要合作金融组织发展历程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三个特质:社区与产业双重内生性、合作性、监管适应性,并据此对现有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形式进行确认。研究认为,完整的中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由组织、技术产品、监管、基础设施、市场竞合、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七个子体系构成。当前,中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尚处于发展初期,应严守合作金融原则,强基固本,扎实起步。

雄安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

“十四五”开局在即,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迈入新的征程。雄安新区致力于打造生态宜居、创新引领、协调发展、开放先行的现代化新城。树立“雄安质量”,金融必不可少。当前,雄安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仍显不足,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能力与城市建设所需巨大资金不匹配,投融资体系仍在建设,仍需探索资本市场多渠道融资途径;金融机构参与城市建设与发展不够深入,仅银行开始深入布局,证券、保险业初步落户雄安,期货行业仍在规划参与阶段。应从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市场参与、发展绿色金融以及推行科技金融创新等多角度入手,以政策引领和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参与为基础,提升雄安新区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水平,建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新区。

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企业国际投资绩效的影响

中国企业国际投资东道国数量众多且国情复杂多样,企业的国际投资面临宏微观多重风险,在构建东道国国家风险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考察不同特质国际投资企业对东道国国家风险的反应,利用2014—2020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企业国际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宏观风险水平越高,企业国际投资绩效波动越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多元化能够缓解东道国国家风险向企业国际投资绩效的传导,而净资产收益率是东道国国家风险影响企业国际投资绩效的重要渠道;根据异质性分析,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不同特质企业存在差异化影响,中小型企业、非两职合一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外部风险冲击。

信用风险防范视角下的数字金融探析

随着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飞速发展,数字金融正在逐渐取代传统金融模式而成为经济社会的主要金融服务方式,然而,数字金融是一把“双刃剑”,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用风险。在对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数字金融信用风险的形成原因和重要特征,梳理了数字金融信用风险评估的理论与模型,最后结合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就数字金融信用风险管理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建立信用风险评估体系、健全个人征信体系、实行“沙盒”管理、转变监管模式、强化知识教育的对策。

大数据背景下数字金融信用风险评估与防范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为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基础平台,据测算,到2030年数字技术将促进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1.8到2.0个百分点。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推力和媒介,在运行过程中由于监管滞后、征信机制缺乏等多重原因,造成了风险叠加。通过探讨数字金融对经济的影响,从征信机制、技术手段、风险预警方法、推进信息共享等方面指出规避风险、使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寻找防范数字金融信用风险的方式和方法。

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与区域创新水平——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但数字金融发展仍存在区域不平衡问题。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以及网络中心性的调节效应,并使用我国2011—2020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水平;(2)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对其促进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正向调节作用;(3)数字金融网络中心性的调节效应体现出区域差异,处在经纪人板块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网络中心性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而在资源溢出板块则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对于完善数字金融差序发展格局,实现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功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