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域中的嵩山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嵩山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嵩山历史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对其"中华文化圣山"的肯定与认同,而且也为今后文化旅游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嵩山在五岳文化场域中以其"天下之中"而备受尊崇,"天地之中"是嵩山最具影响、最具价值的文化资本,也是富有特色的文化旅游名牌。嵩山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中原古都密切相关,其旅游开发应充分彰显其帝王名臣嵩山封禅、游历等古都元素。儒家、道家、佛家"三教荟萃,三教共荣"是嵩山文化场域内的重要景观。应解决目前少林寺一枝独秀而嵩阳书院和中岳庙重视不够以及少林寺文化旅游中功夫文化遮蔽禅文化的失衡问题,把"三教荟萃"作为一个整体文化品牌进行开发,以彰显中原文化乃至华夏文明"和"、"合"的文化魅力。

基于《三国演义》的关公诚信美德研究

关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贯通儒释道三教的神祇,与《三国演义》的流行密不可分。《三国演义》极大地助推了关公正面形象的形成和传播。从《三国演义》看,关公的诚信理念和美德主要表现在:不虚言,说老实话;不玩虚,办实在事;不轻诺,言出必行;不做作,表里如一;不凌弱,诚实不欺;不阿谀,尊崇高人;不自大,诚心待人;不投机,照章办事。关公的诚信理念和美德,主要受到个人文化素养、结义兄弟和社会的影响。

基于《三国演义》的关公忠君爱国美德研究

在《三国演义》中,关公具有显著的忠君爱国美德。蜀汉正统观念的确立、“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关公成为蜀汉的中心人物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关公忠君爱国美德的形成。在《三国演义》中,关公的忠君爱国美德表现在:桃园结义,平乱报国;侍卫刘备,从不懈怠;讨伐奸贼,忠于汉室;身在曹营,心在汉家;义释曹操,暗合诸葛;紧跟皇叔,开疆拓土;坐镇荆州,保家卫国;宁死不屈,以身殉国;英灵宛在,佑民杀贼。在《三国演义》中,关公忠君爱国美德的形成,既与关公的个人修养有关,也与关公深受社会的影响有关。关公的忠君爱国美德具有现代价值,其中所表现出的爱党爱国、爱军爱民的大爱无疆精神,藐视敌人、藐视困难的英雄主义精神,不忘初心、不怕牺牲的奋斗到底精神,值得我们思考、学习。

佛教信仰的民间异化--以洛阳禅虚寺为中心的考察

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民间信仰的渗透,并由此改变了传统佛教的信仰空间。禅虚寺始建于北魏时期,随着洛阳城址的逐渐西移,禅虚寺地位逐渐边缘化;北宋时期,禅虚寺已经由皇家寺庙完全退化为了乡村佛堂。宋代以后,随着洛阳城市的衰落,禅虚寺所处的金村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同时伴随着外来人口迁移,龙王信仰代替佛教信仰成为主流信仰。近些年来,在旅游业的驱动下,禅虚寺得以复兴,但在当地村民的主导下,复建的禅虚寺具有极其明显的多元信仰特征,民间信仰和佛教信仰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构建了当今禅虚寺的信仰空间。

《莺莺传》三论

《莺莺传》是唐代三大传奇中最受后世关注、争议最多的作品。当代学者关于《莺莺传》数千篇之多的研究论文探讨争议的最大热点是崔莺莺与张生的爱而无果。文章立足学界对《莺莺传》的研究现况,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张生对莺莺爱而离弃的根本原因当在于莺莺的身份问题;《莺莺传》是文人集体创作的成果;《莺莺传》塑造了爱情中一个生新奇绝的女性形象。

高价值与证券化:宋代度牒发行演变考

宋代形式上继承了唐代度牒制度,不过宋初之际,度牒的发行还极为有限,北宋中期以后,随着财政压力不断加大,度牒的发行日趋增加。但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度牒的发行与交易出现了三个显著变化:(1)长期来看,宋代度牒的发行价处于不断上涨的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有价证券的功能;(2)宋代不仅以买卖度牒方式增加财政收入,还将度牒用于救灾实践;(3)宋代度牒发售并未造成僧人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亦未出现类似唐代伪滥僧的问题,这与宋代度牒的高价值和“证券”化有着密切关系。

《桂林风土记》三考

在梳理分析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唐代作家莫休符及其著作《桂林风土记》进行考辨,认为莫休符的籍贯应为广南封川开建人;《桂林风土记》存世于今的善本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桂林风土记》;《桂林风土记》原本应有三卷。

底本的规范与传本的变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唐代传播论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重要的诗经学著作,但作者、书名长期不能确定,且文本存在众多异文,这些问题皆发端于唐代。考查唐代文献可以发现,该书作者几乎全作“陆机”,说明唐人于此并无争议,均认为其与诗人陆机同名但非一人。至于书名,唐人征引草木时称《草木疏》,征引鸟兽时称《鸟兽疏》,征引虫鱼时称《虫鱼疏》,更有不分类别而直称《毛诗义疏》者,史志目录所载其名也有出入,说明该书之名在唐代实未确定。至于文字,通过考察唐代各家文献之间的文本变异,足可发现此书在唐代传播情况,且经史与文学的区别在《陆疏》异文中已清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