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与词学——河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丛书”序

河南大学坐落于开封。开封,亦称东京、汴梁,战国以来多个朝代建都于此,号称八朝古都,其中以北宋首都最为著名,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与开封结下了不解之缘,河南大学作为百年老校亦得益于宋词之都的“江山之助”,词学教育代有传承,同时也是词学研究的重镇。

论学术交流新生态下资料室的发展机遇——以河南大学文学院资料室为例

处于夹缝中生存的资料室需要在学术交流新生态下寻找发展的机遇。随着信息时代图书发行、用户需求、阅读模式的转换,馆藏文献资源建设要适应高校的发展战略,资料管理应紧随图书馆的转型而转型;图书资料的采购模式也应从静态被动转为动态主动形式,对文献资源的管理理念则须从以"藏"为主置换为以"用"为主。同时,对原有纸质文献应加强保护,对骨干管理人员亦应强化现代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其服务教学、科研的能力。

专题选修课建设: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创新的有效途径——兼述河南大学现代文学学科的专题课特色

在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专题选修课是整合转化已有成果、培育生成新成果的富有活力的场域,是教学科研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重要平台,对学科创新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河南大学现代文学学科的专题课建设颇有特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百年坚守 百年辉煌--《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史》序

有着110年办学历史的河南大学,设置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已经100年了。在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设置100年之际,魏清源教授受文学院委托,爬梳众多资料,历经千辛万苦,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编辑写作了《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史》(以下简称《学科史》,作者注)一书,为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设置100年献上一份厚礼。《学科史》完成后,清源师命我为书作序。我初甚惶恐,以为有翔实可读的《学科史》在,序文反成画蛇添足、佛头着粪之举。但转而思忖:我自恢复高考制度后到河南大学求学,迄今已经40余年。40余年间,读书于斯,教书于斯,个体生命中的春夏秋冬在此迁延,个人情感中的喜怒哀乐在此维系。青春中的最好年华得与文学院共度,学术上的些许收获得与文学院分享。河南大学的中文学科100年,我与其共同走过将近半数的历程。作为百年学科的受教者、获益者,我还是有话要说、有话想说的,故而不揣谫陋、拉杂书之,向百岁生日的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献上一炷心香。

一篇首次梳理河南近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文献——谈《二十年来河南之文学》兼及周佛吸其人

周佛吸原名周仿溪,是河南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理论批评家,他的《二十年来河南之文学》最早尝试运用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对河南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历史梳理与总结。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三民主义文艺观的理论架构,而在其对于河南文学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具有现场感的描述和评价。

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在改造自我的思想浪潮中更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家的思想情感逐渐融入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实践,文学创作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诗歌上产生了注重日常口语并诉诸听觉形式的墙头诗及“快板诗”运动,民间说唱艺术也大量渗透到小说文体中,赵树理开创的板话小说体式成为许多小说追摹的对象,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方言写作与民间形式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文学对口语和声音的重视,彰显出民族文学之根依然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

刘氏兄妹与河南大学

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６年，刘氏三兄妹曾经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刘（赵毅敏）和刘（尹达）以后分别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他们的妹妹刘淑芬（刘涑），则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刘氏兄妹的成长道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河南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赵毅敏和尹达一直对母校怀有深深的依恋，十分关心母校的建设。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所总结的河南大学的优良传统、教育经验，对学校未来的发展。

综合性大学中文师范生中学语文教育状况调查报告——以河南大学为例

"综合性大学中文师范生中学语文教育状况"的调查,以河南大学文学院2011级师范生为对象,意在借助中文师范生这个特殊的窗口观察近年来语文课程改革的效果,增强教师教育工作的针对性。调查发现,调查对象的语文偏好不良,重阅读轻写作、重时文轻古典、重审美轻实用、重内容轻形式;对语文教师职业素养的认识片面,重人文素养、轻教学技能;虽然认识到教学理念的重要性,但对学习新课标、新课改缺乏耐心;仅有少部分学生认识到了教学内容的重要性,而大部分学生对语文学科教学层面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论息县八景诗的艺术特色与文学价值

息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山川秀丽,历史底蕴深厚。现存明清息县方志所见八景诗共112首,涉及诗人27位,八景诗题10个。在艺术特色方面,息县八景诗用典丰富、对仗工整,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八景诗人结合息县的自然人文风光,围绕着固定的景观内容进行创作,彰显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在文学价值方面,息县八景诗整体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与贯穿古今的沧桑之感,具有独特的文学地域学价值和审美意蕴。同时,息县八景诗在保存息县作家作品、研究息县本土文学发生学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黄子平“作为方法的文学性”与“十七年文学”研究

“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一个难题。黄子平“作为方法的文学性”将“文学性”作为一种方法,其核心要义是在宏观视野与微观细读的综合中将文本读成“文学”,读出“文学性”。他将这种方法应用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解读上,为我们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新的路径。此路径首先将“十七年文学”文本读成“文学”;其次,在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脉络里读出此种“文学性”的独特性;最后,从“文学性”的视野批判文本。从当代文学研究史的角度而言,黄子平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中间意义。

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浅论

龙门位于洛阳的南郊,它见证了古都的兴衰荣辱,是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唐代诗人宋之问、李峤、李白、杜甫、李贺等留下了歌咏龙门的佳作,从而建构了龙门的文学地理。唐代诗人的龙门书写,在初唐、盛唐集中表现为对盛世景象的歌颂赞美,在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重在“独善”“兼济”的志向抒发。龙门作为驿站又是相聚离别的场所,诗人失意宦游的伤别哀叹又构成文学主调。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的独特风貌,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

河南大学百年文选学研究综述

《文选》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河南大学作为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百年学府,河大学人对文选学的研究接踵赓续,方兴未艾。河大百年的文选学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由刘盼遂、李嘉言、段凌辰等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选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王立群教授为主导的现代文选学研究以及21世纪河大学人的文选学传承。

文学地理的建构:论沈从文的湘西和冯杰的“北中原”

文学地理是文学创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文学地理的构建,作家创造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湖南作家沈从文一反同时代宏大叙事的潮流,用独具一格的笔法构建出美丽忧愁的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启发下,河南作家冯杰在数十年的文学创作中苦心孤诣地筑造自己的文学大厦,虚构了一个文学地理概念——“北中原”。由于时代和作家经历的不同,“湘西”和“北中原”也呈现出相通又有差异之处,以文学地理的视角切入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可以深入地探究其独特鲜明的风格。

鹜外红销一缕霞——河南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临颍飞霞文学社

临颍飞霞文学社是河南新文学运动早期的重要文学社团。它于1925年3月成立,1927年3月停止活动,历时2年。创作上坚持“人生写实”的观念,拓展和深化了徐玉诺开创的表现兵匪蹂躏下河南人民苦难生活的“火灾”题材;创办了全国最早的新文学理论批评专刊,并在河南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创作和研究。飞霞文学社的产生与活动,展示了河南第一代新文学作家群体意识的觉醒,为河南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近百年来文学豫军的艰难崛起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家族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的膨胀 ,导致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家族性特点。河南是士族较为集中的地区 ,浓厚的门第观念及推崇个性才情的时代风尚 ,促成士族对文化的垄断。特别是东晋以来河南士族大批南迁 ,侨居的身份及以后寒庶力量的崛起 ,使文学的家族性特点得到加强。这不仅体现在文学之士累世而出 ,而且还表现为创作上的共性特征 ,以至于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文学集团。

乡土文学的断想——刘保亮《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读后

十多年前，我在《中原文化圈与20世纪河南文学》（《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中，谈了自己对乡土文学研究的粗浅看法，认为对苦难的抗争与对中原文化的反思，构成了20世纪河南文学的两大创作母题。“苦难制造了愚昧，愚昧又恶性循环地加重了苦难”，几代中原人“决心结束苦难命运的果敢行动，构成了中原文化重获新生的精神支柱和雄厚基础。”中原作家创作中文化反思力度的不断强化，让我对创作前景充满着期待与憧憬。

蔡元培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创建

建立中国国家大学的想法,始于戊戌变法之年。其后,国家大学的建设步履艰难。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制定了《大学令》,史称壬子学制。从1917年1月到1923年1月,蔡元培掌北京大学六年。六年间,蔡元培围绕《大学令》的基本框架,从课程、师资、运行、制度诸方面改革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大学。蔡元培提升北京大学现代品质的依据,一是熟谙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急需,二是善于借鉴欧美大学的经验。把国家需要和欧美经验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大学的成长之路。蔡元培引导国家大学从“书院旧法”的张百熙时代、“中学渐为饰品,西学止于贩卖”的严复时代,走到了共同研究学问、循思想自由原则、行兼容并收主义的北京大学时代。北京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蔡元培努力将北大的成功与欧美大学的经验带入全国教育的布局,其国立与省立并举兴学强国的思想,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重审百余年前的这段历史,对当下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新的实践也具有参考意义。

隋唐五代河南文学概述

本文是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河南文学史》第四编的“概述”。从隋唐五代时期社会心理和文学思潮演进的整体态势看,处在这一时期的前沿位置上的河南籍作家,对唐诗及其他各体文学的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原地区的文化精英在建构唐代文学大厦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

“三言二拍”关注宋朝的“大历史”,如熙宁变法、靖康之变等大事件和宋高宗、王安石、贾似道等大人物;但小说家叙述的重点却非“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世界”,以此展现历史剧变下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小世界”未必契合正史叙述,却不违历史逻辑,并在“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借“小世界”展开的宋史书写既有对市民趣味的迎合,也有文人趣味的表达,折射出明人对宋史的多元认知和历史观,尤其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诸多关注,折射着明人的危机认识与社会焦虑以及对宋代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