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中“即兴”的文化与哲学思辨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即兴创作手法本质上都在于“模仿”,即诉诸外在形态上的仿效、比拟、再现、表现。这种“模仿”既与作为艺术起源的“模仿”具有内在关联,又与人类原生性艺术实践中的“口头创作”密切相关。因此,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即兴”及其文化与哲学思辨,不仅具有艺术起源发生学意义,而且还具有艺术本体论意义。正是这种“模仿”及“口头创作”特性,作为一种基于“重道尚意”“天人合一”的艺术表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即兴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思维模式。

论大卫·弗里德兰德的犹太教改革思想

大卫·弗里德兰德作为门德尔松之后德国犹太启蒙运动的代言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门德尔松的启蒙思想;在争取柏林犹太社区解放的背景下,弗里德兰德批判了传统犹太教的形式主义,提出了按照理性宗教和自然宗教的要求,对犹太教律法和仪式进行彻底变革的主张,从而将犹太启蒙运动引向激进化的道路。在当时条件下,弗里德兰德的犹太教改革思想因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而不为基督教社会所接受,又因过于激进也没有得到犹太社区的普遍认同。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农村与农民——以农民赋役与灾荒为研究视角

抗战胜利后,由于既受国民党政府过度赋役等重压,又受水、旱、蝗、疫等天灾连续侵袭,国统区本在抗战期间就艰难支撑的脆弱农村经济更加衰败,濒临破产。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十分艰难,尤其遇到灾荒年份,欲求生存而不得。面对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疾苦,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和一些看到农村危机状况的中间知识群体,试图寻找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方案,但均因未能从根本上着手找到通路,其办法多流于形式。国民党政府不恤民间疾苦,只知为进行内战而榨取农民,失去了民心,也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

族群政治视野下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

在大规模移居以色列之前,埃塞俄比亚境内生活着大约3万名犹太人,他们自称为贝塔以色列人,关于他们的起源和种族属性存有不同说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政府分别通过"摩西行动"、"所罗门行动"和"鸽翅行动"将几乎全部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接回以色列。由于种族、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回归后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进程中遭遇种种障碍,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成为犹太人内部的一个相对边缘群体。尽管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社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抗争,以色列政府也致力于改善其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但由于传统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团的强势地位以及以色列社会存在的顽固的种族偏见,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仍然面临着深刻的矛盾和困境。

论犹太教的现世价值

犹太教是一种具有明显伦理特征和人文关怀的宗教,具有强烈的现世价值。犹太教强调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统一,鼓励财富的创造和世俗的成功;认为今生比来世更加重要,希望人们以喜悦之情去侍奉上帝、享受幸福生活;犹太教反对禁欲主义,认为正常的婚姻和性爱顺应了上帝的意愿,也是圣化生活、让生活完满的需要。现世价值取向使得犹太教成为一种为犹太人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和富于生命力的文化形态。

三大宗教会议与犹太教改革派的初步形成

1840年代,在德意志境内,主张改革的犹太拉比召集了不伦瑞克宗教会议、法兰克福宗教会议和布莱斯劳宗教会议,这三大宗教会议围绕着犹太教改革的原则、律法和礼仪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做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一些重要决议。三大宗教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改革运动的基本观念及其与宗教正统派、实证-历史学派的差异,促使带有宗派倾向的犹太教改革派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