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毕氏家族论略——以世系、仕宦与婚姻为中心

宋代郑州管城毕氏家族是宋代诸多家族中的一支,自毕士安而下六代,以科举起家,以恩荫久宦,以婚姻维系,具有宋代世家大族“世宦”、“世婚”的特征和兴衰的一般模式,但也有其世显以材、不蓄家产、科举稀疏、高官不多的个性特征。

宋初“异论相搅”祖宗法考论——以宰相赵普权力变迁为中心

在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太宗时期形成了一系列有关选官用人、统军御民等治国理政的原则和方略,其被宋朝后世君主奉为'祖宗法',受到遵循。其中,'异论相搅'的祖宗法在此期间形成,它有效地制约了朝臣专权,防止了权相乱政,巩固了皇权,保障了宋朝初年中枢权力的正常运行。赵普作为历经宋初二帝的名相,其权力随着朝廷人事安排、政治斗争、皇位更迭等屡经调整变动,以赵普权力变迁为视角,能够更好地解读宋初'异论相搅'祖宗法的实施状况。

宋代优待老年士人政策——以特奏名为中心

特奏名制度是政府优待老年应举士人的重要措施,省试、殿试中落榜的进士,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举数超过四次者即可获取特奏名资格。在州府发解试中屡次被淘汰的士人,多在三十年后享受特奏名。特奏名士人在考试内容及录取上享有特殊的待遇,入仕后享有俸禄并拥有免税、免役等经济特权,对老年士人的晚年生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有助于加强宋廷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然而,特奏名制度的存在加剧了宋代冗官、冗费现象。

评《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由于资料的极度匮乏及其它因素的制约,有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羁縻州的研究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甚至民族史学界的难题之一,这一点从向来视为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唐宋部分相关羁縻地区的大片空白或标注失误可窥一斑。

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深层解读——初读《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

明代后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对其加以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实践意义。于此,学界早有认识,并已从社会经济。

评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

地理学史研究向为地理学界重视。近年来，区域地理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而区域地理学史的研究却相对落后了。2009年3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马强博士的专著《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打破了学界这一尴尬局面。该书首先回顾唐宋西部地理学的发展盛况，

略论清儒对“汉学”、“宋学”的继承与创新——以清儒对周天子宗庙祭祖礼制的诠释为中心

关于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宗庙四时祭,清儒既有遵循郑玄学说者,以《周礼》、《诗经》、《公羊传》、《尔雅》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周代礼制,《礼记》之《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夏、商礼制,也有对郑玄学说提出异议者,认为上述文献记载的皆为周代礼制。就"禘"、"祫"祭祖礼制而言,清儒或遵循郑玄等汉儒之说,或遵循赵匡、王安石等唐、宋儒者之说,或折中诸说,或另倡新说,对"禘"、"祫"祭礼名实异同,"禘"祭礼的含义,"禘"、"祫"祭礼类型,"禘"、"祫"祭礼举行的时间间隔等问题进行诠释。以"汉学"、"宋学"对清儒经学诠释进行畛域分明的划分,则有失简单。

20世纪以来中国两宋养老问题研究述评

宋代养老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高。总体看来,20世纪以来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宋代养老政策、宋代恤老机构、宋代养老礼仪、宋代养老风俗等问题。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宋代养老问题的独立性与整体性研究,重视养老政策实际运作过程,扩展养老制度的研究范围,在研究资料上需要重视石刻、碑铭等出土文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论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西方新理论和新学说的大量引入,中国史学界围绕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展开了对历史学性质的深刻反思和理性争辩: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认为历史学是"主观"学问,或认为历史学具有二重性,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哲学。通过不同观点的往复辩驳,学者之间虽未能在历史学性质上形成共识,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

论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攻守理念的转变——以好水川之战的演进为中心

在好水川之战前,宋廷在西北缘边实行了军事弊病改革和军事部署的调整。夏竦等制定出攻守二策,遣韩琦、尹洙到京师与二府商议,枢密副使杜衍反对其攻策,吕夷简虽同意攻策,但也主要是想重振军队士气,并不在于其计策本身,仁宗最终决定采取了攻策。而在西北缘边军事决策的执行上,泾原与鄜延两路并不能达成一致。元昊得知情报以后,首先与范仲淹虚与委蛇,以坚其不出兵之心,其次则迅速集中兵力进攻泾原路,先发制人发动战争,韩琦临敌决策,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统率泾原路镇戎军的兵马,并驾驭泾原路诸将,实际上已成孤立之师。后任福在行军过程中缺乏持重之心,又因贪功轻进致败。宋廷攻策未兴,守御再败,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西北边防由积极进攻的战略转变为保守防御的理念。

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综述

2017年8月24—28日,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河南大学召开。来自中、日两国的6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东亚政治秩序与信息沟通、东亚文化交流、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等议题,展开了观点碰撞和深入交流。东亚政治秩序与信息沟通。渡边义浩《两位“亲魏”王——三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通过对大月氏、倭国的微观分析,揭示出三国政权对周边政权的争夺。孙昊《制造“夷狄”:古代东亚世界渤海“首领”的历史话语及其实践》指出唐朝、日本、渤海三方文献中对渤海“首领”一词的记述立场、指涉对象不一。

《明史·赵安传》笺证

赵安,唃厮啰家族第十四代后裔,明清时期狄道州赵土司的第一代土司,明朝唃厮啰家族复兴的的重要人物。赵安曾奉命出使西域、率部征松潘、随大军征讨蒙古也先部等等,成为明朝稳定西北的重要力量。

《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考述

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在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吐蕃文献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不仅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时大量取材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而且在注文中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正文予以补充,同时李焘还充分利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官修史书予以校勘,从而确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实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南宋相权扩张若干路径论略

南宋宰相权力相对于北宋明显扩大,除了主管民政事务外,其权力扩张到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南宋宰相通过诸多路径来掌控负责军事、财政、监察、谏诤、草拟诏令的机构,并通过机构改设、人事任免、官员升降等手段,使这些机构和官员无法独立行使职权,成为宰相的附庸和专权的工具。南宋朝廷颁布和实施的一些界定宰相权力的诏令和规定,则成为权相不断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夏人“十迁”及夏都老丘考释

在夏王朝471年的历史上,其都城曾经有过十次迁徙。夏朝十次所迁之都,河南开封老丘是最重要的一个都城。自帝杼五年迁都老丘之后,夏王朝有帝杼、帝芬、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六世、经历221年,都定都在老丘。如果除掉夏王朝自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60余年,再除掉大禹"公天下"执政的45年;那么夏王朝471年的历史,仅以老丘为国都就有221年。夏王的其他9个国都一共105年,由此可见老丘在夏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定都老丘时期,夏人征伐东海及三寿,势力达于东海边,东方的夷人开始朝拜夏王朝。夏人的势力向东南可达闽越,西南达今河南南阳方城地区,向西可达天水、兰州一带。帝胤甲把国都从老丘迁到西河,从此夏王朝由盛而衰,进入了衰败时期。老丘是夏王朝最重要、建都时间最长的国都。定都老丘时期,夏王朝走上鼎盛。

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

民谣作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是表达民心、民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政令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民众常以民谣作为载体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感受,其中既有赞美亦有批判。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常采用民谣进行政争,赋予其特殊含义。此外,朝廷也会通过民谣来体察施政行为是否合乎民意,以期在决策中形成与民间舆论的一种良性互动,以此来安抚民众,巩固基层统治。

《庄家不识勾栏》创作年代与地点新考

金朝末年,山东青年杜善夫在开封生活了约10年,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戏剧发展的重要节点,汴京的演艺日趋面向下层。杜善夫的曲作选题和情趣,与北宋开封的杂扮一脉相承。他的曲作名篇《庄家不识勾栏》在年代上与蒙古国、元朝无关,在地域上与山东东平无关。从进入勾栏的费用200文纸币,可以看出是金朝末年的币制行情。所演《调风月》并非关汉卿的作品。由"院本"的提示可证所反映的是金朝场景,从副净"裹着枚皂头巾"得知是金朝的演出。至于名角刘耍和,只有在金朝末期的汴京才可能在民间演出。《庄家不识勾栏》是杜善夫在汴京居住期间创作的作品,其中反映的是金末汴京杂剧演出和勾栏形制。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

万历初,以首辅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集团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之时,又审时度势,及时推行了调处民族矛盾、调适进贡制度、招抚叛乱"降夷"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在短期内改善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统治;但长远来看,它已难以适应少数民族的发展趋势,甚而成为激化明末西南地区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

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学界多以"礼"为春秋时期的核心观念;孔子以"仁"代"礼","仁"又被视为春秋后期的社会核心观念,"义"在春秋观念史上的地位却被忽视了。实际上,春秋之"义"具有统领性、共识性和普遍性,三者共同支撑起"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春秋义观念的勃兴,表明以"礼"为代表的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以"义"为准则的宗法精神的丧失。"义"对春秋社会所产生的无形而深刻的影响,理应引起学界新的重视。

宋代牧羊业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牧羊业是畜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官、私牧羊业,尤其是北宋以及北方的牧羊业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与宋政府的政策导向、社会饮食习惯、贵羊贱猪的中医理论、羊的生活习性密不可分。牧羊业的兴盛为宋人提供了丰富的肉食、重要的手工业原料、必要的军用物资,对于活跃市场,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国防安全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