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传统衙署法律文化引论

传统衙署和现代法律文化能够产生交集,源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深刻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刑名司法是地方行政的应有之义,由此赋予地方各级主官及其衙署多种复合法律功能,几乎涵括了当代中国司法系统中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以及司法局的职能,并充分体现在衙署建筑中。河南衙署建筑蕴含了中国传统司法之亲民、教化和息讼的三大基本价值追求,衙署建筑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礼制传统,如面南背北、居中而治、前朝后寝、左文右武等。

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面相——以历史组为中心的探讨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由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任命傅斯年等负责筹建,同年成立于广州,翌年迁到北平。史语所下设历史、语言、考古和民族学4个组。历史组的主要工作为整理、考订内阁大库档案、秦汉简、《明实录》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出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在陈寅恪、傅斯年的带领下,历史组形成了重史料、不尚议论的研究风格,被后人称为史料学派。所谓史料学派,其学术风格为"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论乾隆朝金川战役对清政府的影响

乾隆朝金川之役,是乾隆皇帝所推崇的"十全武功"中的两次。这两次战役,对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民族政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每一个方面均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战争的两面性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孔子与北宋理学家对“仁”的诠释及其当代启示

孔子对仁的态度、为仁的方法、仁的内涵、仁的外在气象和实践意义都有深刻的论述,而北宋理学家则作了进一步发挥和总结,从而建立了更加严密的理学体系。他们对"仁"这个核心概念的阐发不但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当代启示。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朝鲜半岛的中立化统一

朝鲜半岛的中立化统一,是朝鲜停战初期艾森豪威尔政府曾经考虑过的一种统一方案。该方案主张以韩国为基础统一朝鲜半岛,统一后的韩国则实行中立,同时美国军队撤出韩国,不再和韩国缔结同盟条约。然而,该方案由于美国军方及韩国的强烈反对,自出台就没有真正实施。伴随着朝鲜半岛形势的演化,尤其是日内瓦会议的失败,美国最终放弃了中立化统一韩国的方案。该方案只是美国的单方构想,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政府内部对李承晚抵制停战的一种情绪反应。因而,缺乏对现实情况的客观评估,其最终命运反映了激烈对抗的冷战时代,中立化统一朝鲜半岛的方案不切实际。

明代民间契约中的“闽契”

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发现遍及福建省绝大多数地区,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不仅具有种类的多样性、称谓的复杂性、格式文书与实务文书的互动性等特点,而且具有紧贴民间交易公平的价值取向、保留交易习惯的传统规则、地方契约规范经验的广泛传播等意义。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在明代全国契约文书集群中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地位。

唐代赏恤救助鳏寡孤独三疾人群研究

赏恤救助是唐代官方救助鳏寡孤独三疾人群的重要形式之一。唐代官方往往在国家大典、重要祭祀大典、祥瑞降临、自然灾害、皇帝巡游、平寇、宣慰诸州、推行恩宥等情况下会对鳏寡孤独三疾人群进行赏恤救助。唐代官方令地方州县长官或令出使对鳏寡孤独三疾人群进行救恤,但赏恤的对象表述并不十分统一。唐代政府赏恤救助这一人群大部分时间集中在唐王朝前期,以太宗和玄宗两朝最为突出。唐代政府赏恤救助这一人群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北方,尤其是京城地区。唐代赏恤救助这一人群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赏赐粟帛、米粮等实物;二是蠲免,免除差科、赋税等;三是遣使存问。然而唐代官方赏恤救助这一人群的救助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十三经”逻辑结构研究

“十三经”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经典体系,其逻辑结构由“六艺”之学发展演变而来。不同的发展阶段,逻辑主题不断演化,由先秦“六艺”主题“圣王政道”,到汉代“五经”主题“帝王之道”,到唐代“九经”主题“纲纪道德”,到宋“十三经”主题“心性义理”。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具体的文本阐释,经典体系都已沿自身的逻辑结构发展演化而臻于完备。“十三经”逻辑结构研究,是认识传统经学政治本质与意识形态功能的新路径。

论庆历之际的新春秋学及历史编纂

庆历之际,与史学密切相关的春秋学在孙复等的倡导下,成为当世显学。受春秋学变革的影响,庆历之际的史学也发生显著变化,在欧阳修、孙甫、尹洙等的倡导下,意欲以新春秋学思想为指导来重新研究史学的思潮也随之兴起,在此过程中,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就,从而使史学领域内气象为之一新。

明代武举乡试制度的确立及其影响

明代武举乡试属于武举的初级考试,它是明代选任武官的途径之一。经过明初的建制,至正德三年(1508)与正德十三年两次《武举乡试条格》的颁布,武举乡试正式进入制度的确立期。正德时期的武举乡试在人员资格、试期、内容、解额与地域分布等方面臻于规范化。但由于这一时期的武举乡试制度具有保护武官子弟特权、以军事需求为基本原则等特征,限制了明代武举乡试制度在公平性、客观性等方面的发展。而且,其考试内容为马步射与策论,简化了考试程序,但束缚了武举乡试制度往实战化方向发展,使武举乡试制度渐趋僵化。武举乡试制度建设的滞后性表明了武举在明代科举中所占据的非主流地位,制约了武官选拔体制的革新和军事力量的发展。

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

学界对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解读、定性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近三十年来,在拨乱反正、学术反思的背景下,史学界针对该政策中的诸要素与相关问题:可信性、形成原因、内涵和性质解读、历史发展过程、董仲舒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仍存在诸如运用史料不严谨、研究方法简单、研究成果的碎片化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应在不断克服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更多关注该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对其执行学术批判。

“宋都开封与10～13世纪中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15届年会综述

2012年8月20～22日，由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河南大学、开封市人民政府、河南博物院承办的“宋都开封与10～13世纪中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15届年会先后在河南大学和河南博物院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230余位宋史以及相关领域的学者出席了会议，

五四运动与陶希圣的身份转型

五四运动对陶希圣的学业、思想和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其从一名世家子弟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陶希圣以亲属法为研究对象,沟通中西思想文化,建立了一套独立的思想体系,为其身份转型奠定了基础。陶希圣身份转型个案分析,有助于重新思考“中国文化走向”的时代命题。

辟雍与东汉中央官学教育

东汉时期,辟雍以礼乐教化民众,是中央官学的组成部分。辟雍礼教塑造了皇帝道德、文化绝对权威形象,凸显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尊卑贵贱政治等级秩序,阐扬了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辟雍礼教反映出东汉官学教育的特点:礼教是其主要教育内容;教育本质是皇权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礼教是国家制度的规定。

孝与廉的伦理基础及现代重建——基于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对比视角

"孝廉文化"即孝文化和廉洁文化的统称。孝与廉的伦理基础是义务论,义务意味着一种"绝对道德律令"。义务论为人类社会生活规定了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反,功利主义给出了另一种判断人类生活行为的准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功利主义异化成为非孝文化与腐败文化的理论基础。当前我们应对孝廉文化进行现代重建,将孝与廉作为义务写入法律规定,明确梳理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的关系,构建孝廉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拓展孝廉文化建设之载体。

美国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政策的演变(1943-1960)

把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基本特点之一。二战结束之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用国际托管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但在随后的杜鲁门政府与苏联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互动中,美国逐渐放弃了这个方案,转而决定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利用联合国来追求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为达到把朝鲜问题国际化的目的,美国促使联合国拒绝苏联提出的朝鲜问题本土化方案,并强力推动联合国在朝鲜南部组织选举,导致朝鲜半岛的正式分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然打着联合国旗号介入冲突,并在战争进程中进一步把联合国与其朝鲜半岛政策捆绑在一起。朝鲜停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其前任的朝鲜半岛国际化政策遗产。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实践

李大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学界迄今对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贡献,如梁柱认为,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推介做了尝试,也为建党做了理论准备（梁柱：《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伟大转变——以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基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第60~65页）；二是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中国化的探索，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宣传，需研究中国的现实国情（王晓荣、张楠：《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第44~48页）；三是李大钊关于群众观点（杨明光、刘国有：《试论李大钊的群众思想》，《南开学报》2015年第2期，第118~125页）以及青年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这实际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的对象，因而也有助于本文的写作。

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

1930年至1934年间,夏鼐治学方向经历了三次转向,从社会学转到中国近代史,进而转向考古学。夏鼐早年治学领域的三次转向,对其学术思想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夏鼐治学转向既有时代背景,亦有家族文化、永嘉区域文化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形塑了夏鼐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夏鼐早年治学思想,为其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是其整体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候官研究述论

汉代的候官,是随着西北汉简的发现而渐次发展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近百年来,经过简牍学者前后不断的努力,在汉代候官的职能与性质、组织机构与人员构成、内部管理、后勤管理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研究成就。但是,前人的研究结论亦须要认真梳理、修正和补充。以往学界以简牍资料为主的研究,学术视野仅仅局限于汉代西北边郡候官,普遍忽视了简牍、印章、封泥等资料中反映的南部边境、内郡、诸侯国等汉朝疆域内其他候官的设置、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汉代候官的置立与兴衰变化,联系着汉帝国政治形势与策略的变化。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从简牍资料记录的候官日常工作中分析其运行机制、形态和功能,集中剖析和评价候官与汉代政治关系、候官的历史作用,对认识汉代社会历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今后研究应注意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