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两种类型之比较——兼论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与前景

在政治文化研究中,问卷调查式研究难以深入政治行为的动力发生机制与发展根源,难以获取隐而不发的政治情感,难以充分关注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在解释力与研究范畴上具有局限性;心理文化分析法虽可弥补问卷调查式研究的不足,但存在主观性较强、缺乏信服力等缺陷。在鼓励而非排斥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同时,研究者对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都需抱有谨慎的态度。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来源于跨学科研究的两难及人性固有的复杂性与创造力,其前景在于正视其困境,重视跨学科训练,以问题为中心,提出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西方古典史学的身位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进——以古希腊所谓“文化史”、“政治史”范型分野为中心

毋庸置疑，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厘清学科自身的递嬗脉络。就中国西方史学研究而言，这不仅是推动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背景下加强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鉴于西方史学源远流长、史学形态纷繁复杂，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升史学史研究水平。依笔者愚见，相关领域意欲获得实质性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史”的视界考论滥觞阶段许多重大的史学现象。

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初探——兼与早期希腊史家比较

基于实用主义的著史目的,波利比乌斯高度重视原因探究,进而围绕罗马国族兴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它们作为《历史》叙事渐次展开的理论产物,充分体现了波氏史观构建由浅入深的递嬗脉络。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层面:一、政体说表面上是理解波氏撰史意旨的主导线索,但其实际地位并非举足轻重;二、心性说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所含"人物史"意向是对政体说的某种扬弃;三、鉴于单纯人事性探究难以有效解释历史,命运观同样不可或缺;四、随着道德史观的孕育生成,波氏论史的悲观宿命色彩大大增强。在上述意义上,综合运用多组史观范畴表明波氏认识到了历史变化的复杂性,而部分瑕疵、分歧则暴露了其认知的局限性。另外,也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了西方古典史学史观领域的某些传承和流变。

美国奴隶制研究中的一个争议——从《艰难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看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之价值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很少有著作如同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英格尔曼的《艰难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掀起知识界那样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因其研究方法、研究视域、研究模式等的革新与突破,开创了美国奴隶制研究的新时期,在美国新经济史学以及奴隶制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因其理论与方法的误用乃至矛盾而备受争议,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美国史学界对于新经济史学的分歧态度;然而,其成就与争议也说明,量化研究在问题与视野的开掘上具有重大价值,实应与质性研究并肩而为史学研究方法中的两棵树。

美国种族主义“正当性”的来源与建立

种族主义,在现在的美国人看来,野蛮、恶毒、荒谬,但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多数美国人认为它合理而正当。其根源在于,神学家以《圣经》为据,创造出黑人应为白人作奴的神话;科学家以人类的起源以及不同人种体质上的差异为依据,创造出种族有优劣差等的神话。神、俗两界共同缔造了种族主义的社会与文化传统、白人至上的政治与经济原则。而推动这股传统与原则得以建立的力量则在于人的自利心。

论西方社会种族主义与奴隶制中的非人化

非人化,在西方社会,作为种族主义与奴隶制的一种运行机制,内隐着深刻的哲学、宗教与人类学背景。它是"自我"与"他者"的界分发展到极端化的产物。人在宇宙中占据独特而优越的地位以及万物为用、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均为非人化的理论形成提供了哲学与宗教上的渊源。人一旦被视为动物,就容易被当做动物来对待,非人化从理论转入实践的过程由此展开。其结果直接导致奴隶制中的财产论、种族主义与奴隶制中的暴力论。经历长期非人化过程的人群,往往会将非人化机制主动内化,从而形成有助于奴隶制与种族主义正当化的理想类型的奴隶,以及人格矮化的奴隶文化。

未完成的转折:马尔科姆·X黑人民族主义思想流变

马尔科姆·X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现代黑人民族主义的代表,也是美国黑人自由运动中与公民权运动阵营颇为对立的黑人领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多,其思想出现重大转折,体现出黑人民族主义概念的流变。惜其生命过早结束,未容他充分完成对黑人自由运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马尔科姆与马丁·路德·金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基于黑人自由运动的现实困境,对自身理论的缺陷作了修正。由于这一共同的反思过程,二人原本分歧颇多的思想在局部出现了会合。

托克维尔与他的“另一个”——《论美国的民主》与《玛丽》

众所周知，《论美国的民主》②是托克维尔与其同伴周游美国九个月之后写出的传世名篇。托克维尔亦因此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蜚声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