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造像掌心向内印及其来源探讨

犍陀罗菩萨像与佛像中存在一种掌心向内的手印,这种手印也出现于佛传故事浮雕中,持印者多为苦行婆罗门。通过图像及相关文献的分析,可知该印具有恭敬与尊重的含义。根据巴尔胡特与桑奇等早期佛塔的相关造像,可推测该手印应源于印度传统手印旗印,并对印度北部、西藏和云冈造像产生了影响。

郑州商城青铜大方鼎造型与纹饰研究

郑州商城的三处青铜器窖藏共出土了八件青铜大方鼎,目前学界一般认为铜方鼎的原型与陶方鼎有关。但通过造型与纹饰的细节分析,可发现大方鼎的原型应为方形木质容器,乳钉纹带模仿了容器边套、箍圈上的成排铆钉。南顺城街窖藏的四件大方鼎,其纹饰的演变体现出从模仿铆钉原型到向装饰化发展的过程。

商代阜南龙虎尊纹饰的再研究

安徽阜南县台家寺商代遗址的发掘为1957年在河道中发现的青铜龙虎尊提供了可靠的时空定位。基于这一定位再对龙虎尊的龙纹、"人虎"主题、饕餮纹、"剖展"表现模式等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梳理出龙虎尊对早商艺术的传承,自身的创新,以及对晚商艺术的影响。同时,通过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条脉络探索龙虎尊的纹饰特征,可管窥中华文明早期共同体在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趋势。

早期艺术研究中多学科证据的使用问题

早期艺术(本文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艺术)因没有同时代相关文献的辅证,^(1)使得对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研究者常结合自身知识背景,依据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艺术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材料,对早期艺术进行多角度的探讨。由于多学科的广泛参与,早期艺术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上述学科的相关材料毕竟不是对早期艺术的直接解说,若不考虑证据和论证对象之间的适用性和契合度问题就主观建构两者间的关联。

犍陀罗式“说法印”相关问题研究

佛教造像中的各式手印并非同时出现。本文通过对早期纪年造像、说法场景的手势、相关文献等分析后认为,犍陀罗式说法印与无畏印、禅定印相比,出现的时间较晚。结合中国早期持说法印的造像材料,推测犍陀罗式说法印样式至少在公元4世纪晚期已经固定。与其相似,表示“说法”意义的手势,在南印度阿玛拉瓦蒂造像,如僧人或维杜拉帕维塔等说法场景中已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