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径选择

当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从新中国算起将近70年,从新时期算起将近40年,已经到了应该总结也可以有所总结的时候。问题是如何总结,如何来看待和总结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赵轶峰教授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总结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认识路径,给会议定了一个很好的主题：“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这个题目显示的是一个主题两个基本点。

“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于2015年9月在北京举办"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应该正视和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理论研究也到了应该认真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会议提出当前应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史学理论研究如何与具体的史学研究相结合,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在大数据时代历史学研究的形态及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培养,学术争鸣与史学评论的重要性等等。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法制史论证

秦至清帝制时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帝王们口含天宪,朕即法律,诏书、敕令、谕旨、御笔手诏,皇帝任何形式的言语、思想表述,都是法律或法律依据。帝王不仅具有立法的专断性权力,而且具有随时随意立法的便宜。专制帝王是唯一的立法主体,而法律的适用主体则仅仅是臣民,不存在针对天子、帝王犯罪的任何立法,皇帝本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享受法权的绝对独裁。立法的核心原则在于维护皇权的尊严,确保皇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强化帝王的绝对权力。在司法实践中,皇帝直接涉入司法,控制司法最终审判权;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中,始终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统一,以保证皇权对司法权的绝对控制。帝王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独断,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

沉甸甸的责任——主编《史学月刊》16年的做法和感悟

从主编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三年了,回忆《史学月刊》的办刊历程,可谓感慨万千。主编做了16年,没有片刻的轻松,最大的体会就是,时刻感受着沉甸甸的责任。当年梁启超曾言,夫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而学术期刊,就正是这公器的载体。以天下为念者,怎敢有一丝懈怠!办学术刊物,本人的感悟是,其责任有三：体现历史使命感的社会责任,引领学术发展的历史担当,培养延续学术血脉的史学新人。这篇小文,就循此三者,谈些做法和想法。

重视和加强历史认识论研究

毋庸否认,大陆学界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经过新时期三十多年的发展,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我不悲观地认为如今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或发展空间很小了。在我看来,无论是从中国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是从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来看,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都是有着巨大潜力的。

汉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读熊铁基先生著《汉代学术史论》

熊铁基先生的《汉代学术史》一书,探索了学术史研究的新模式,注重学术载体研究,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来研究学术的发展问题,并且重视汉代学术发展的综合性特征研究,在汉人对先秦学术的改造问题、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总结、中国解释学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启人心智的新见解,是一本颇有创见的学术史力作。目前的汉代学术史研究尚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诸如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汉代学术与先秦学术的继承与断裂、汉代学术本质的认识等问题,都还有进一步开掘的广阔空间。熊铁基先生的新作,将会激起秦汉史学人探讨汉代学术史的新的兴趣和热情。

中国古代社会思潮研究应引起重视

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所形成的带有趋势性的思想观念。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都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问题、社会心理趋向相联系。在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思潮,是认识该历史时代的重要窗口,因此,研究社会思潮对于深入认识一个时代的历史特点具有特殊意义。譬如春秋战国时期所兴起的一些社会思潮,就很有研究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