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文物馆馆藏漏泽园墓砖

漏泽园也叫'义冢'或'义阡',是宋代由官府组织设立的专门安葬无主尸骨以及死亡士兵的公共墓地,取名'漏泽'有彰显皇帝恩泽之意。这种行为并非在宋代才开始出现,汉代已有官府帮助掩埋无主尸骨的记载,但作为一种制度加以规范和推广大约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它的设立与两宋时期社会贫富差距较大、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以及兵役制度等有关。《宋会要·食货·恤灾》记载,崇宁三年(1104年)二月,

山东北部晚商西周煮盐工艺流程研究

文章在整体把握出土遗存的基础上整合科技分析、模拟实验、文献记载、民族志等方面的信息,分煮盐作坊建设、制卤、煮卤成盐三个环节系统研究了山东北部晚商西周时期的煮盐工艺流程。重点介绍了盐灶、制卤系统等煮盐作坊核心设施的形制以及建造与修葺方式,着重讨论了坑池—草木灰、沉淀沟等学界争议较大的几类遗存的性质与功能,认为煮盐作坊在坑池中制卤时用草木灰吸附杂质并提高卤度,再通过沉淀沟去除泥沙和草木灰,在煮卤成盐环节,采取了边添卤边取盐,以连续获取散盐的出盐手法。同时也对作坊建设、制卤和煮卤成盐环节的基本操作步骤做了具体复原。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应从高校考古通识课抓起

已经开始第二个百年历程的中国考古学初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最能反映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与发展水平。通过梳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高校考古通识课的建设,回顾河南大学考古通识课的讲授,我们对如何在高校开设和讲授考古通识课进行了思考,并试图在发展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下,反思高校考古通识课的设置,并试图探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上海广富林遗址2012年南京大学发掘区良渚文化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2年上海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对广富林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南京大学发掘区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墓葬10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玉器和石器。根据墓葬开口层位、随葬品组合、典型陶器演变序列判断,10座墓葬年代存在早晚差异,其中早期墓葬3座,中期1座,晚期4座,另有2座因被晚期水沟打破不见随葬品而未能断代。墓葬均位于高土台上,反映了良渚先民择高处而葬。这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良渚文化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资料。

中国近代博物馆学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博物馆学属于中国博物馆学史的研究范畴。但限于种种条件，学界对中国博物馆学史的研究还处在构想和初创阶段，尚没有专门研究的著作问世，研究成果多散见于一些博物馆学通论性的著述中。

论令鼎与燕射礼

令鼎是西周早期重要的有铭青铜器,因铭文记录了周王在藉田礼之末举行的燕射礼和竞走比赛而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各家观点不同。毫无疑问,令鼎铭文所记有助于考见当时的礼制。藉农、飨宴、比射、竞跑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机整体,觞在藉礼与射礼两个礼仪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外还有两个基本事实可以肯定。一是射、御的确是西周贵族阶层必须掌握的技艺,而且当时贵族的教育也确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二是从令鼎铭文来看,当天的主要活动应是举行藉礼,结果一天之内先后举行了藉礼、飨礼、射礼、竞跑四项礼仪、考核或娱乐活动。这不能不说是流于形式的轻率行事。史载周公制礼,藉礼也为周公所制。令鼎是昭王时器,说明从昭王时期开始周公制定的礼仪制度就已经向草率方向发展了。这与《左传》、《楚辞》、《吕氏春秋》和《竹书纪年》等其他文献记载的昭王时期滥用武力、不修文德、不以礼服人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我国文博领域法治体系建构初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作为其重要的子体系之一,我国文博领域也当以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行业自律规制体系为支撑,构建自身的法治体系。虽然文博行业这样的体系正在建构,但是依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诸如:违规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公众参与机制、文博执法地位的增强、执法过程与结果的透明、第三方及公众监督、高效的惩治机制、防止惰政无为的自律规制等等。

考古所见盆盆罐罐的背后

在我国很多考古发掘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恐怕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陶片了。这些古人丢弃的生活垃圾，在普通人眼中价值不高，却被考古学家视为珍宝，整天摸来摸去，爱不释手。更有趣的是他们竟然还能用这些“破烂”来研究历史和文化，做出高大上的学问来，

“虎食人”之“人”应为鬼魅

商代以青铜器为主的器物中出现了一类特殊的纹饰主题——“虎食人”，这在之前时代的青铜器及陶器纹饰中并未出现，两周时期仍有延续，汉代多在画像砖、画像石上有所见但逐渐消失。

“金声玉振”之考古学探索

“金声玉振”是现代汉语中一个不太常用、但却十分文雅的成语。山东卫视曾在2012年推出一个名为“金声玉振”的戏曲文化秀．节目力图将传统与现代、戏曲与综艺融为一体。据说之所以这样取名，是因为“比喻音韵响亮、和谐”。

民国时期关于文物归属权的争议——以殷墟发掘为中心的历史回眸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开始大规模展开。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文物归属权成为一个亟得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时没有相应的文物立法,对此问题出现不同的解读,由此引发诸多纠纷。尤其是安阳殷墟发掘和出土文物归属权的争议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殷墟纠纷的解决为以后的田野考古和文物归属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河南淅川下寨遗址东晋至南朝墓发掘简报

下寨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下寨村北，北临丹江，东、南临滔河，地处两河交汇处。遗址地处盆地之中，地势平坦，大致呈椭圆形沿滔河北岸分布，根据考古勘探，其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图一）。

北宋开封——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

北宋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文明史的重要转折点。城市的物质形态由隋唐之前规整、封闭的里坊制转变为自由、开放的街巷制;允许临街设店、废弛宵禁、有限征税等宽松的政策使过去备受管制与压抑的市民阶层得以崛起;东京汴梁城的制造业、商贸、文娱、服务业蓬勃发展,使其传统的行政功能退居其次,而成为享誉全球的新型集工商贸易与文化教育于一身的大都市,由此也使城市管理有了远超以前、更为丰富的内涵与使命。无疑,发生在北宋开封的一系列关联性变革是一场具有众多突破点的城市革命,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

论令鼎与大藉礼

本文对令鼎铭文一些关键字句和藉田礼的举行时间、仪节及其与燕射礼的联系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新的考释与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令鼎铭文没有记时语,所记大藉礼是周昭王在初春开耕时举行的一次藉田礼,王驭、耕、觞均是藉田礼的重要仪节,觞在藉礼与射礼两个礼仪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举行地点西周时期是在藉田礼的现场,春秋战国时期则改在太寝,名称也由觞、飨食而变为劳酒;这次大藉礼的礼仪行事有些流于形式,说明当时礼仪制度的践行就已经开始向草率方向发展;溓宫应释为康宫,该铭又为康宫原则增添一例证。

由考古遗存管窥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铸铜业

本文通过对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器遗存和相关冶铸遗迹的搜集、整理、分析,探讨了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铸铜业的发展阶段、规模和特点。研究发现,峡江地区的青铜器遗存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即夏商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前一阶段遗址数量和出土青铜器数量都较少,后一阶段则明显增加。与青铜器伴出的还有为数不少的石范、陶范、铜矿石、铜渣、烧土面等冶铸遗迹,说明该地区存在早期的青铜冶铸业。若将该地区以巫山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出土的青铜器年代上限普遍早于西区,遗址和青铜器数量,也都远多于西区,这说明东、西两区铸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原因,大概与两区铜矿资源的分布和储量差异有关。

中国文物保护史研究之三题浅析

文化遗产学正在日益成型,但其成熟完善的、富于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之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快速发展的遗产保护实践又对此提出了紧迫要求。因而,回顾历史、学习历史当成为现实抉择。系统研究中国文物保护史不仅利于当今社会实践,亦利于传承人类遗产、提升精神品格。在祖国悠久的文物保护历程中,历代皇室、各级官吏、诸多学者以及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都为此付出了各种努力,尽管当初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在客观上都有效保护了历史文物,因此,应当通过组建研究团队、申报专项课题、全面搜集文献等对这些历史贡献展开全面研究,从而成就一部中国文物保护史。

濮阳卫城郭门探寻

濮阳卫国都城的确认是周代考古的一件盛事,但在试掘和勘探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城门的材料。利用已知该城的形制与规模,结合《战国策》的"卫八门土而二门堕",以及现代村落的分布等遗痕,我们推断濮阳卫城的外郭应有十座城门,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各门的具体位置亦可由现代村落窥得端倪。濮阳卫城郭门的探索不仅会对未来的田野工作有所助益,更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意义。由探索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总结出的"遗痕分析法",完全可以应用于叠压在现代村落之下的古代城址。现代农村的古代城市遗痕主要有村落名称与位置、田野小地名、地形与地势等。农村版"遗痕分析法"的推广,将会对黄淮海平原等地区深埋地下之古代城址的田野考古有所促进。十门之城在中国古代比较少见,应是《考工记》十二门王城的变体。

曾姬方壶铭文考释

曾姬方壶之铭颇多修辞,故引起广泛讨论和诸多异解。本文在充分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铭文进行了通盘解读。楚宣王26年,圣桓夫人曾姬撒手而去。丧主为她选择的阴宅,是漾陵一带墓地中最好的,于是铸造了宗庙用的青铜祭器加以纪念。由建设阴宅而铸器,在青铜铭文中绝无仅有;而墓葬称陵、墓地称蒿间,在出土文献中都是最早的。壶铭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墓葬、墓地和死后世界颇有助益。

关于田野考古科学发掘问题的再思考

考古发掘的传统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田野考古的发展趋势和新规程的要求了。它存在的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田野考古的发展，影响了科学发掘的水平与质量，必须重新确定科学发掘的衡量标准，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和措施，确保科学发掘的正确方向，促进考古理念的转变和田野考古学的发展，把科学发掘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为现场文物保护和后续研究提供全面有效的系统资料信息.

二里头夏都遗址断想

“二里头”这个村名有点儿土,容易跟“二锅头”混淆。“二里头”这个村名有点儿强,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国外研究中国考古的学者都知道它。“二里头”这个村名有点儿响,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成,使得“二里头遗址”的名气更大了。“二里头”是1959年正式闯人考古人的视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