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与助赈:民国天津赈灾义演研究(1912—1937)

1912—1937年,全国各地水旱灾害兵祸不断,为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天津各界群策群力发起形式多样的义演活动,踊跃助赈,蔚然成风。作为社会性的集体活动,组织者、艺员、观众等齐心协力,共襄义举,在异彩纷呈的娱乐活动中达成筹募资金赈济灾民的目的。虽然单场义演的筹款金额尚属杯水车薪,但多场义演的联动,集腋成裘,亦可救难民于水火。而且赈灾义演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所凝聚的人心力量,传递的社会慈善救济意识则会产生深远影响。

政府维度:近代天津乞丐治理研究

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天津城市乞丐数量激增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日趋严重的乞丐问题,天津市政府除实施传统的救助之策外,还推出一些强制收容和管制的措施。这是对乞丐生存空间的制度性排斥,也是对其生存权利的漠视与侵犯。不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挽救农村衰败,不发展城市经济,乞丐问题将永远无法得以彻底解决。

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的"城市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贫民生活上的贫困是其直接诱因,"民族—国家权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会结构失衡与城市管理滞后是引发"城市病"的内在因子。此外,近代城乡结构二元化对"城市病"的发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对"城市病"及历史成因的深层认知,民国时期的天津市政当局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大多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着眼于谋求根本之解决。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其所凝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则可以警示未来。

寓教于乐:20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对中国民众生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观看苏联电影是中国民众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受到广泛欢迎,同时苏联电影中蕴含的丰富内容可以使中国民众受到一定的思想教育,因而得到党和政府的提倡。通过放映苏联电影,展现了苏联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促进了中国人民对苏联革命和建设历程的了解,鼓舞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贯穿在苏联电影中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高度的艺术性以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中国人民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以说,苏联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思想教育与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取得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效果。

近代天津城市贫民阶层的形成及其时代性原因

城市贫民古已有之,但是传统时代的城市贫民以城市自身析离出来的贫困群体为主,近代城市贫民的来源显然迥异于传统时代。以天津为例,在20世纪20年代末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贫民阶层,这一阶层不仅包含城市自身析离出来的失业、无业者,还包含大量入城的农民、灾民、难民、兵匪,以及一些外籍贫民等。这一方面源于近代社会变迁中,城乡背离化发展的结构性原因,另一方面与近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及保障制度的残缺密切相关。此外,天津城市本身还蕴含着一些特殊的因子。

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贫民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阶层是动态的,城市贫民阶层亦是如此。在天津早期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城市贫民流动的前提,工业化、城市化是近代城市贫民流动的主要动因。城市贫民的流动即有省际间、城市内部行业间的水平流动,也有通过就业、教育、拜师学艺、当兵入伍等途径实现社会身份的垂直性流动。在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借助社会流动的分析路径,通过对近代城市贫民阶层流动的个案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城市贫民阶层的动态特征和一般情状。

民国时期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的历史考察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是国民政府设立的最高社会教育事业机关,其筹划、建成与停办皆与时代政治有着密切关联。为履行对全国各级民众教育馆的"示范与指导"之责,该馆设有"大体还算健全而合理"的组织机构,坚持以抗战建国为核心的社会教育理念,致力于"加强抗战力量,培养建国基础",为抗战建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未能根本改变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事业发展滞缓的局面。

国民政府的抗日褒扬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创新褒扬制度,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抗战中有贡献的抗日军人、官员、民众等依法予以褒扬。此举有利于发扬民族之意识,增强抗战之精神,对鼓舞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