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史视野下的《新史学通讯》

《新史学通讯》创刊于1951年1月,由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办,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冠名《新史学通讯》期间共出刊62期。其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配合和服务于当时的新史学教学和研究。最初只是以赠阅方式流通,通讯作用明显。至一卷三期改为公开发行,一卷五期定为月刊,定期出版,确立了史学类月刊的定位,并由此引发了整体编排格式向现代期刊的转型,至1955年四月号转型最终完成。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的地方政府转型与制度改革。就专员的资格与任期、职权与辖区、组织与经费等方面考察 ,专员制的法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专员制度的法律设计与实际状况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偏离状态 ,但这种偏离没有影响到该制度的基本运作 ,因而专员制度的法制状态应是正常的或基本正常的。专员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重要一环 ,也是中国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过渡的重要一步。而且 ,专员制度的变革 。

刘青霞慨捐救国事实及原因探析

刘青霞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安阳马丕瑶一门开通明达、乐于济人的家风熏染成的乐善好施的品质是刘青霞融入时代的前提;社会转型期改革思潮的激荡,使她由被动而主动地融入了时代,加入了孙中山、黄兴组织的同盟会,与传播新思想、兴办近代教育和实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和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是每个国民的天职的信念支撑,使她面对保守势力的阻挠,仍能矢志不移,从而成为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一位耀眼女性。

偷窃与“犯罪”: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婢女问题(1912—1937)

民国时期,婢女偷窃问题较为突出。其原因各异,多是由某种客观诱因促成的,与那些以偷盗为职业的盗窃犯蓄意寻找机会盗窃不同。因为婢女的年龄不同,偷窃数量不一,蓄婢家庭对婢女的教育管束不同,对有偷窃行为的婢女,蓄婢家庭的态度也有差异。婢女偷窃行为一旦从家庭内部走向官方,甚或进入司法处理环节,就会与法律发生正面"冲突"。根本而言,婢女偷窃现象普遍存在,与婢女制度的存在、主婢关系的不对等有关,是婢女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引发的一种次生物。

积累·自觉·创新——读张晋藩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

新近出版的张晋藩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一书对中国近代法律的演变、移植、改革、转型和中华法系、中华法制文明的更新与再造等问题,从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层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探讨。限于篇幅,形成本文的仅是笔者最主要的感受,即该书所体现的充分的学术积累、深刻的学术自觉和可贵的学术创新风格。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津、徐两地召开的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研究留学生的会议———“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法、日、韩等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一百多位学者就“留学生与中外文化”问题提交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体现了如下特点:对留学史的研究对象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进行了新的拓展;对留学生群体和个案的研究进行了进一步挖掘;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现代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在学术理念上,则淡出了意识形态的制约,体现了研究的纯学术性 ;史料的运用也呈现出推陈出新的景象。选题视角开阔、观点新颖,体现了学术的创新精神以及同现实的紧密联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部队主要兵员状况

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由此走向全国。然而,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分别于1927年4月和7月对共产党人和激进人士进行了血腥屠杀,国共第一次合作由此走向失败。

民国时期北京虐婢透析及社会舆论

在传统社会习俗中,一些蓄婢家庭认为责打婢女是对婢女的正常管束,是"合乎情理的督责"行为。民国时期,北京虐待婢女现象不断发生,社会舆论清晰地展示了虐婢现象中各个群体的形象及其反应与态度。北京市警察厅对部分虐婢事件的查处可视为对传统社会习俗中"合乎情理的督责"行为发起的挑战。从法律、习俗、特殊女性群体三个视域可以窥见虐待婢女现象中政府、社会、个人的种种面相以及法律、习俗与婢女解放等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将北京虐待婢女现象与当时的社会习俗、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能够客观阐释民国时期婢女问题的实态与婢女解放的阻力。

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这两对关系中,前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后者属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性、连续性尤其吴宓在此四人关系中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