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发掘与研究突破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整理与研究作为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近年一直在向前推进,学术团队资料挖掘与学术探索成果颇丰。对学界状况的分析及研究进展的回顾,有助于展示学术成果,为研究者鼓足信心,推动研究不断扩展。慈善义演研究长期存在文献整理缺乏,未刊档案和地方性报刊未能开发利用,相关学术探讨未能得到学界重视等多方面的问题。随着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推进,学术研究正在扩展并得到学界积极关注,跨领域研究展现出新的面貌,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使研究视野拓展,相关研究推进了理论构建,成为中国慈善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和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也一定会推进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慈善与政治:1946年上海市救济“苏北难民”义演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政治矛盾日益加深,双方的军事冲突不断,由于战后苏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成为国共争夺政治话语权的焦点。苏北地区在日伪时期饱受自然灾害及战争的破坏,这一时期军事冲突的加剧,更增加了地区的紧张局势,普通民众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大量的苏北民众涌入上海地区,成了影响战后上海地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晚清中国慈善演艺活动的萌生

在应对灾害的历史过程中,防灾减灾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慈善演艺也是在历史贩灾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救济形式。晚晴时期“丁戊奇荒”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慈善演艺的发展。

仪式构建认同:抗战时期的《黄花岗》义演及新闻聚焦

全面抗战时期,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下,慈善界、艺术界常常借纪念日举行义演活动,通过舞台向民众阐释“此时此地”纪念的特殊意义。最具典型性的是1939年“五三”“五四”“五五”纪念日义演的历史剧《黄花岗》。此次义演是由香港全体戏剧团体与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为抚恤阵亡将士家属而合作发起的,具有宣扬革命精神、筹集慈善资金、团结香港戏剧界、巩固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等多重意义。香港报界聚焦此次义演活动,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从多个层面阐释意义。抗战时期,纪念日义演活动的开展及报刊的意义建构对文化共享、社会教育、公益慈善、民族认同等都有所裨益。

近代上海慈善义演的形塑与演进

上海是移民的城市,也是近代慈善义演的发源地。移民在繁荣经济、娱乐生活的同时,也为各地赈灾发挥一定作用。上海慈善义演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寓善于乐的特点,反映多元文化的影响。灾难发生后,慈善义演组织者通过媒体扩大影响,既为筹款发布信息,也能塑造良好社会形象。随着慈善义演的普及,从专业演员演出扩展为大众参与,助赈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应急助赈与日常救济为其重要功能。慈善义演的演进,促使上海形成新的文化生态,也推动中国近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球王”李惠堂与民国体育慈善

李惠堂是民国体育慈善“舞台”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民间对其有“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就看李惠堂”的美誉。他不仅在体育赛场上有上佳的竞技表现,而且经常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展示出高尚的体育道德与慈善热心。作为体育慈善的先行者,他凭借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影响力,担当了宣传者、组织者、竞演者三种角色,长时段、高频度、宽领域投身体育慈善义赛实践。在他的带动下,体育慈善义赛作为中国近代新兴的行善方式,开始吸引慈善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从而上升为民国时期一种醒目的文化风尚。

演戏助赈:晚清时期慈善演艺活动的萌生

慈善演艺是一种慈善与演艺相互结合的社会活动。晚清时期"丁戊奇荒"的发生为慈善演艺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时空背景。上海地区演戏助赈之善举,成为近代中国慈善演艺起步阶段的基本场景。中国慈善演艺的发生受到了西方的刺激,呈现出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同时,《申报》作为现代性传媒的影响与促动作用明显,其不断的呼吁和跟踪报道,有利于慈善演艺活动开始在戏馆中诞生。而在演艺领域内,时人提出的"抽戏资助赈"方法,也增加了慈善演艺的内涵。

“寓捐于禁”——清末演戏与戏捐开征

戏捐是针对戏剧演出活动所征收的一种税捐,属于杂税杂捐。戏捐的开征,是在清末新政地方财政支绌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酬神演戏,寓禁于征,以此为基础,规定凡娱乐演戏,一律征捐,目的是以无益之浮费,供有用之要需,成为当时学堂、巡警等新政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在清末,戏捐的开征时间,各地不同,征收机构、捐额不一;各地多自定章程,自行征管,无统一规章条例,用途各异。在清末地方财政收入中,戏捐所占比例很小,似乎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但对于县域以下某一具体学堂或巡警所而言,就是重要的经费支撑,如在山西,戏捐属于地方经常之收入。从此意义上而言,戏捐的财政意义或许大于其社会治理意义。

旅沪浙商与义演筹赈——以绍兴同乡会1934年旱灾筹赈为视角

近代旅沪浙商以同乡组织为活动基础,同乡会是各地商人的代表机构,在家乡遭受灾害、紧急筹赈的非常时期,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通过义演筹募资金支援家乡赈灾。他们的作为,表现出旅外浙商注重乡情、思想开明的群体特征,反映出浙商对支援家乡赈灾义演积极、坚韧的开放心态;特别是代表人物王晓籁,其作为赈灾义演的主导者、同乡会会长,通过筹赈实践,充分表达了旅沪浙商的乡土情感和商业敏感。同时可以看出,商人是慈善义演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良税难认可”:民初戏票印花税的开征(1917—1927)

开辟新税源是近代中国政府应对千疮百孔的财政困局的办法之一。戏票印花税的开征即是如此。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印花税法》,在多个领域相继开征印花税,但不管是起征点还是开征范围,均未涉及娱乐戏票入场券。1917年年初,为增加印花税收入,京兆印花税分处长和福建印花税分处长上呈财政部,认为戏票为特别奢侈消费品,亦应贴用印花,并建议在全国推行。财政部接受了此建议,并通函各省市财政厅饬令所属各戏园遵照执行。在实际粘贴过程中,同其他各业一样,戏票粘贴印花也同样招致众多抵制。有些地方因其苛细繁琐而采用包销的方式,并未实贴;有些地方虽然实贴,但又存在加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