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记忆的片断——阿来《机村史诗》中的歌谣与叙事

在当代作家中,阿来尤为注重将文化的民间资源如古歌、歌谣、神话传说等运用到小说世界的构建中。《格萨尔王》引入了说唱艺术的叙述方式及其神话故事;《尘埃落定》运用了歌谣,就像人类学家戈尔斯坦书写同一历史时期的著作《喇嘛王国的覆灭》那样运用歌谣以诗证史;在《机村史诗》中,则是古歌的反复回荡。对此,阿来有着自觉的意识:“我自己得出的感受就是一方面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却深深地潜入民间,把藏族民间依然生动、依然流传不已的口传文学的因素融入小说世界的构建与营造中。”

世俗时代的神话书写——以梅卓《神授·魔岭记》为中心

梅卓《神授·魔岭记》讲述了一位藏族少年经历磨难和考验,成为格萨尔史诗演唱者的灵性体验。小说叙事的核心在于体现,在史诗时代,格萨尔王完成了“广建乐土”的使命,而将“保护乐土”的职责委托给演唱史诗的艺人。这意味着将救赎性的力量赋予了“叙事”。在神话-史诗消失的世俗世界,史诗的叙事价值何种程度上能够为小说所承载?梅卓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于启迪意义的范例。

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媒介化交往的文化逻辑探析

在移动互联技术的强力渗透下,媒介化交往已然成为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内容。媒介化交往之所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得以被形塑,与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密切相关。青年媒介化交往的文化逻辑在交往空间文化和主体文化身份两个维度中进行铺展,其中,交往空间的文化质感借助于虚拟化与流动化的场景叙事得以充分体现,而主体文化身份则是在青年自我的社交风格中进行确认,并在一种主流化的构型中引领当代青年媒介化交往新风尚。

诗歌舞台朗诵的情感表达

舞台朗诵一直是诗歌朗诵艺术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种类型。随着新媒体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情绪化、视觉化内容的接受与表达朗诵艺术也需兼容并蓄,固本创新,在保持传统创作道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技术手段,逐渐提升朗诵的感染力与艺术性本文将从舞台朗诵情感来源以及舞台朗诵情感表达传播符号两个方面来探讨诗歌舞台朗诵的情感表达,为诗歌舞台朗诵艺术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族群边界与文学/影像表述——以叶尔克西、万玛才旦、哈斯朝鲁为中心

对族群、族群认知和族群边界等相关问题的关注,表现出在多族群国家,族群问题既是一个理论与批评命题,也是一个经验性课题。文章以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藏族作家及导演万玛才旦和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等人的文学、影像作品为例,阐释文学/影像表述和族群边界及文化认知的关联。

电影人洪济和他的“武侠神怪”情缘(1926—1952)

洪济是一位高产且颇具商业头脑的武侠神怪片导演、制片人,他的大多武侠神怪片和粤语片都有良好的商业回馈。因不同的观念、际遇和选择,洪济与他的长兄洪深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处于"冰火两重天"的境遇,对后者的研究是"热门"、是"显学",每年都有十数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出现,而前者几乎无人知晓、身后落寞。本文通过查阅一些早期电影报刊和网络资料,获取信息并"拼接"出一位早期影人的从影历史过程,试图挖掘其娱乐观念和商人精神的价值,并探讨其在历史长河中所应有的公正评价。

历史、轮回与救赎——次仁罗布《祭语风中》叙事主题探究

在短篇小说《放生羊》获得鲁迅文学奖五年后,藏族作家次仁罗布推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次仁罗布认为:“创作《祭语风中》这部作品,就是试图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改变,来反映西藏风云变幻的历史轨迹,让其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记忆,这样的书写一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后人留下一面可以映照的镜子。我们常说作家应该要有担当意识、责任意识,我创作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弥补文学史上曾留下的这段空白。”(1)